2003 年 10 月 15 日 ，原告上海方与被告天津方签定了《户外广告发布合同》，约定委托被告发布“××××××”休闲服广告。双方约定广告发布期为两年，并就广告的形式、位置、规格、费用构成、违约责任等权利义务作了比较明 确的约定。合同履行第一年双方均按约履行。第一年末，被告要求被告提供第二年的广告设置批文，正值亚欧财长会议在天津召开，户外广告整顿，被告无法提供第二年全年的广告设置批文，仅提供了第二年履行期间的前两个月的政府设置批文。原告据此拒绝按合同规定付款，仅向被告支付了己获得政府批文许可发布广告的 2004 年 10 月 28 日 至 2004 年 12 月 31 日 共两个月的广告费用。 2005 年 1 月 28 日 ，被告给原告发传真，根据天津市政府整顿、改造广告设施的客观情况，认为对 005 年度户外广告设施局面无法掌控，提出广告画面可发布到 1 月 31 日 终止，要求届时拆除广告画面。同日，被告与另一广告公司签约，为其发布“西门子”手机广告。 1 月 31 日 ，原告传真《回复函》同意被告关于拆除此广告画面的通知请求，解除了双方广告合同关系。

　　原告于 2005 年 4 月向天津市某区法院起诉称：原告于 2005 年 2 月份发现其“××××××”休闲服广告发布内容己经变成“西门子”手机广告画面，被告擅自终止合同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要求解除原、被告签订的《户外广告发布合同》，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8.8 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反诉原告)天津方答辩并反诉称， 2005 年 1 月 28 日 ，被告根据政府整顿、改造广告设施的客观情况，提出反诉原告广告画面可发布到 1 月 31 日 终止。原告于 1 月 31 日 传真《回复函》同意被告关于拆除此广告画面的通知请求，解除了双方广告合同关系。按照《户外广告发布合同》约定，原告应于 2004 年 10 月 24 日 付清第二合同年度广告费用的 50 %即 11 万元。但仅于 11 月 18 日 付款 36000 元，违反了约定的付款时间、付款金额。原告拖欠广告费、逾期付款应承担法律责任。被告反诉要求原告支付 2005 年 1 月 31 日 前 的拖欠的广告费余额 23671 元;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97759 元，承担全部诉讼费。

　　庭审中，天津方提出 ，原告于 1 月 31 日 传真《回复函》同意被告关于拆除此广告画面的通知请求，双方解除了广告合同关系。之后，被告履行与西门子广告的发布合同并无不妥，故，原告诉讼请求不能成立。 　　而原告应按约于 2004 年 10 月 24 日 付清第二合同年度广告费用的 50 %即 11 万元。但仅于 11 月 18 日 付款 36000 元，违反了约定，应承担违约责任。 原告称其逾期付款是行使抗辩权的合法行为，天津方认为，本案中原告 2004 年 10 月 24 日 应当付款时并不存在合同法 68 条规定的法定或约定的条件，不按约付款属滥用不案抗辩权行为。同时，原告以 “户外广告设置批文”作为拒付款的理由混淆了行政违法与合同效力的界限， 即便是 广告批文审批期限存在瑕疵，只要被告履行了广告发布义务，原告就没有理由不按约付款。 目前法学理论认为，违反管理性规范的行为只是应当受到相关行政部门的处罚，但不影响合同中广告发布行为的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