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内537名干部被问责 专家称武汉“治庸”模式有推广价值

　　6月下旬的持续暴雨导致水漫武汉，也在武汉官场引发一场震动。

　　在入夏以来国内多个城市遭遇水漫尴尬时，武汉是国内首个向治水不作为、慢作为“亮剑”的城市。

　　拿官员的乌纱帽开刀，直捣痛处，武汉“治庸风暴”在国内获得了满堂喝彩。如火如荼的“治庸风暴”能持续多久？官场慵懒沉疴能被根治吗？武汉的这剂猛药“疗效”还有待检验。

　　“有人说，治庸风暴会不会导致‘人人自危’？我要说，在责任面前干部‘人人自危’有什么不好？如果大家都松松垮垮，说话不算，出了事没人理，领导干部‘不自危’，群众就会‘人人自危’”

　　——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

　　这场声势浩大的“治庸风暴”发轫于年初的一份报告。

　　武汉市优化投资发展环境办公室(下称优化办)新闻发言人吴忠新介绍，今年春节刚过，武汉市就委托新华社湖北分社进行第三方独立调查。

　　“治庸风暴”

　　百日内537名官员被“治”

　　3月，洋洋9万多字的《武汉市投资环境问题及对策分析》正式出炉，对武汉市行政、法制、财税、金融、人文环境以及基础设施等方面弊端进行剖析。看完这份报告，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彻夜难眠”。

　　在4月6日召开的武汉市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体(扩大)会议上，阮成发宣布在全市实施“治庸计划”。“‘治庸风暴’必须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全市上上下下的每一个层次、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岗位、每一个干部。”阮成发在会上说。会上还播放了35分钟的《评析案例促改软》的专题片，这8段由相关部门暗访拍摄的视频对相关单位及人员指名道姓，这也让与会官员如坐针毡。

　　这仅是开始。4月14日，武汉市治庸办公开向社会曝光几起典型“慵懒散”案例：

　　4月12日早上8时30分，武汉市房管局登记交易大厅工作人员才陆续刷卡上班。暗访人员掐着时间看：11号窗口8时39分到岗，被问及迟到原因，他解释“换衣服去了”。26号窗口工作人员8时33分到岗后，又拎着早餐盒到门外去吃，返回后发现电脑出毛病，修好电脑已是8时58分。其间，一位市民一直等着办业务。上午8时50分，暗访人员还在洪山区政务中心卫生局窗口看到一名工作人员忙着玩“偷菜”游戏。这名工作人员竟称：“偷菜要趁早，再晚就被别人偷完了……”

　　随后一个多月，“治庸风暴”在武汉三镇越刮越猛。5月30日，武汉市纪委、组织部再次通报了5起“庸懒散”典型案例。汉南区副区长万继承作风懒散、涉嫌包养情妇和经济犯罪被纪委“双规”立案调查；武昌区工商分局原局长熊俊(现任武汉市工商局副局长)等三人均被“双规”调查……

　　“在过去的几年，从没有如此频密的通报官员的工作作风问题。”吴忠新说。从4月初到6月底，武汉市共问责537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85人，其中开除党籍7人、留党察看2人，行政开除2人、撤职10人；给予组织处理464人，其中免职10人、停职检查22人；涉及局级干部7人，处级干部58人。司法机关立案查处83人。

　　“水淹官帽”

　　水务局四官员被处分

　　此次问责风暴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武汉市水务局4名干部因治水不力被处理。该局局长姜铁兵更是因“不作为”而成为被问责的局级干部第一人。

　　6月9日至24日，5场特大暴雨相继袭击武汉。6月14日，武汉遭遇近12年来最大暴雨袭击，一天的降雨量相当于11个东湖的水量。城区严重水浸点达80多个，其中，武汉大学门口的积水最深达到50厘米。“到武汉来看海”等调侃之辞出现在媒体报道中，给武汉的城市形象带来极大影响。

　　至6月24日，武汉东湖水位超出正常水位1.45米，使东湖周边地区顿成泽国，旅游设施被淹，仅东湖风景区遭受经济损失就达1137.54万元。

　　暴雨成灾该由谁来买单？7月21日，武汉市委召开第十一届十二次全会，对部分干部“不作为”行为进行公开问责处理。武汉市纪委调查认为，武汉入夏以来遭遇的严重水浸是武汉市水务部门有关领导和人员严重失职所致。

　　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市防汛办主任姜铁兵作为主管全市水务工作的领导，未正确履行职责，对全市防汛排渍工作重视不够；对东湖排水明渠的管理、维护等工作缺乏具体部署、检查和督促，对东湖排渍不力问题，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受到行政警告处分。

　　市水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市防汛办副主任王洪胜受到行政记大过处分，并免去全部职务。市水务局排水设施监督管理处处长熊伟才受到行政撤职处分，市水务局排水管理处处长项久华受到行政降级处分。

　　这也是武汉“治庸风暴”100多天来首位正局级领导干部被问责。武汉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车延高表示，以前查处局级以上干部多因违法乱纪，因“不作为”、“慢作为”而处分局级干部，这是头一遭。

　　水浸背后

　　设施落后“慢作为”是主因

　　问责之余人们不禁追问：武汉今年为何会遭遇如此严重内涝？

　　武汉市水务局排水管理处处长项久华介绍，武汉的排水管网设计是按照“一年一遇”，局部低洼的立交桥是2~5年一遇的标准。但6月的5场暴雨显然超出了武汉排水系统承受能力，老城区的排水管网更是难以招架，甚至民国时期的陶瓷管道都仍在使用。

　　除了排水管网落后，泵站排水能力不足也是重要原因。目前武汉市属泵站的排渍能力为319立方米/秒，远低于规划的715立方米/秒的排渍能力。城区大面积内涝的背后，其实是排涝“龙头”——泵站马力不足。

　　谈及设施落后，武汉市水务局排水管理处副处长张文春表示，其中资金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这似乎说不过去，武汉似乎并“不差钱”。今年上半年武汉GDP达到3221.57亿元，首次迈入全国前十。今年2月，武汉市“十二五”规划草案明确提出，武汉将被着力打造成为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国际性城市。不过，半个月内的5场暴雨就对武汉的城市管理能力提出了考验。

　　严重水浸仅仅是老天爷不给面子？记者在武汉调查了解到，水务部门的“慢作为”导致“沉疴”未除，也是水渍的重要原因。

　　武汉因水而兴，但水患也如影随形。东湖片区是今年武汉内涝“重灾区”。居住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旁的罗爱华告诉记者，东湖片区排水不畅是个老问题。之前因武钢在东湖提水生产，该片区明渠疏通由武钢负责，3年前武钢便停止取水作业，东湖至武钢之间数公里的排水通道从此便无人管理。去年汛期也曾出现严重水浸，积水最深处达1米深。只要下暴雨，这一片区的交通几乎瘫痪。附近居民曾向区水务局反映，得到的答复是，排水渠疏浚需要300万元资金，难以落实。

　　而武汉市纪委的通报与罗女士所说基本一致。通报指出，东湖排水道主要有两个，一是东湖港至武钢排水通道，一是罗家港排水通道。对于东湖至武钢的排水通道的排水功能基本丧失的情况，有关职能部门在3年时间里没有拿出应对预案，更没有采取相关措施。调查中，查阅水务部门的记录，还发现另一排水通道罗家港明渠5年内没有任何有计划的清淤。

　　调查结果认定，有关部门在此次渍水处理中存在典型的“慢作为”。6月9日首场暴雨后，事隔8日后，武汉市水务局才研究东湖排水问题。6月18日，东湖水位再度攀升，在明知罗家港明渠排水不畅的情况下，市水务局才协调武钢抽排东湖水，但由于上述问题没有及时解决，导致周边地区严重水浸。

　　领导“撑腰”

　　治庸就要动真格

　　连日来被国内众多媒体轮番“轰炸”，被问责的水务局局长姜铁兵脸上有些“挂不住”。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承失职、有愧，“问责是一次很好的教育。”巨大压力下，水务部门的整改措施可谓雷厉风行。

　　就在被问责当晚，该局连夜召开会议，制定整改举措：成立4个防汛排渍应急现场指挥部，并针对全市88个易渍水点逐一制订应急预案和整改方案。姜铁兵说，此举意在打破建制，使指挥前移，成立汉口片、武昌片、汉阳片、远城区4个防汛排渍应急现场指挥部，由局长总协调，会同各区防办在区水务局现场办公，一线督办。

　　据武汉市水务局介绍，今年武汉拟用于排水设施的整体投资约13亿元。包括开建二七横路二期排水工程、武昌中新路排水工程、武汉火车站地区排水工程等区域道路排水配套工程等，并完成青山港综合整治工程、九峰渠连通工程、东湖天鹅湖雨污水排放治理工程、水果湖初期雨水截流工程、外沙湖生态修复工程，罗家路泵站二期、三角路泵站扩建等工程项目的前期工作。在完成上述项目后，武汉渍水压力将缓解。整个“十二五”期间，武汉拟投资约120亿元用于改善城市排水系统。

　　武汉这次大规模“治庸”，与武汉市主要领导“撑腰”是分不开的。

　　据武汉市“责任风暴”、“治庸计划”办公室(简称市治庸办)介绍，在一项调研中发现，有34%的群众认为“干部办事拖拉”和“工作不落实”，是当前干部作风存在的突出问题；37.3%的人认为，干部队伍作风最需要解决的是“不作为、该管的不管”问题。

　　“我们要敢抓敢管、尽职尽责，不能当老好人，不能怕得罪人、怕丢乌纱帽。如果你是出了名的‘老好人’，那么你肯定不称职。”阮成发说。

　　车延高也表示，一些干部认为不拿不贪，没有大的错，慢作为、不作为属于小问题。“从典型事例中可以看到，大多是因为失职失责逐步造成，罪魁祸首是责任心的缺失。掀起‘治庸风暴’，就是要大鬼为小鬼买单，作为单位‘一把手’，管辖范围内出现问题，首先要自我问责，向社会、向百姓作出交代。”车延高说。

　　效果待检

　　问责官员是否一阵风？

　　湖北省社科院政法研究所所长凌新表示，武汉市这次治庸问责行动的最大特点是不耍花枪，不搞虚把式，而是动真格，拿官员“乌纱帽”开刀。相比以往问责只是隔靴搔痒，以“某某”遮丑、做表面文章的做法，这次“治庸风暴”可以说是“拳拳到肉”。“以前的问责说白了就是走过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一些清闲官、混日子的官也能稳坐钓鱼台。”凌新表示，此次风暴无疑是对庸官的当头一棒：干不好你就下岗。

　　凌新分析，治庸风暴能否达到预定效果，关键在于两点：第一，治庸行动会不会是运动式的“一阵风”？过了这阵风一切又照旧。第二，“治庸风暴”还缺乏必要的量化标准，将来需要由“定性”向“定量”的转变。“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可以认定为不作为、慢作为，必须有明确界定，并向群众公开。”

　　问责风暴会不会导致人人自危？凌新认为，让官员接受监督、有危机感，本来就是官员履职的题中之意。现在官员不作为被问责了，大家觉得“不习惯”，恰恰说明之前对官员问责做得不够。

　　凌新认为，以问责治水不力的官员为代表的“治庸风暴”对于提高整个武汉的行政效率都是一场及时雨。今年夏天，全国已有多个城市出现严重水浸，而武汉是全国最早因为治水不力而向主管官员“发难”的。武汉的问责模式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推广价值。“就是要形成让庸官‘坐不住’、‘坐不稳’的氛围。”

　　这场如火如荼的“治庸风暴”能持续多久？

　　湖北省行政管理学会会长、武汉科技大学副校长顾杰认为，若要长效“治庸”，需要4个方面的制度支撑：第一，要有能者上、庸者下的选人用人机制，使官员“不愿庸”；第二，要有开放式、全方位的监督机制，使官员“不敢庸”；第三，要有依法治庸的问责约束机制，使官员“不能庸”；第四，要有科学的绩效考核机制，使官员“不想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