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农村回不去了，城市又不能很好地融入，没有良性的交际圈，缺乏情绪倾诉渠道，这是大部分随进城务工父母生活的‘农二代’的状况。

这是因为，在半个月前，他刚刚经历了一场死亡。

5月4日晚，阿友和他最好的也是仅有的两个朋友、同样是“90后”、同样跟随在浙江台州务工的父母生活的陈建和星子（化名）服毒自杀，地点在台州椒江区葭芷大转盘中心花园的草坪上。

阿友被抢救过来了，而陈建和星子却永远长眠。家人问阿友为何做傻事，他的回答很简单：“好累，活着没意思，不想活了。”

相约自杀

台州市椒江区葭芷大转盘的中心花园是附近居民常去的休闲场所。天气好的晚上，一般会有上百人在大转盘跳舞、遛狗、散步。

出事前，阿友、陈建和星子也喜欢坐在这里聊天，但一般都是在深夜。

5月4日下午，阿友在网吧碰到星子，对方说在网上看到陈建，想约定一起去自杀。“一个人没有那么大的勇气，三个人的勇气就大了。”

“先是陈建，后是星子，然后再是我。”阿友说，加入死亡约定他是自愿的。

当天下午5点22分，阿友从网吧出来时更新了QQ签名：“自杀式告终……”

上网出来，三人发现身上还有几十元钱没用完，认为钱不花掉死了就浪费了，就网吧外的小摊买了五瓶啤酒，一瓶二锅头。“陈建说喝了酒才能壮胆，白酒我没喝，他们喝了一点儿。”

他们开始约定跳楼，最好是“大楼，要死得轰轰烈烈”，还打算买一条麻绳把彼此的腿绑在一起，这样就不怕有人不敢跳了。

但当晚他们没找到上天台的楼梯，爬到4楼，上不了5楼，正打算放弃时，星子说自己家里有药，三人临时决定服药自杀。

晚上10点多，阿友三人来到大转盘。星子从家里带来了一袋可以致死的化学防腐剂——亚硝酸钠，带着酒气的三个人用从附近公厕接来的自来水有次序地服下毒，“没有一点犹豫”。

三个人静静地躺在草坪上等待死亡，此时草坪外的空地上，还有不少人在跳舞或遛弯儿，转盘外的行车道上车流滚滚。

不一会儿，毒性开始发作，痛苦开始在躯体内蔓延，意识还算清醒的阿友拨通了120急救电话。

急救车很快开到了大转盘。赶到现场的出诊医生发现陈建瞳孔已经放大，心跳停止，星子和阿友被送到医院急救，但最终活过来的只有阿友一个人。

“哥、星子，你们快回来，别留下我一个人在这世上，深夜谁陪我到大转盘谈心！”这是阿友被救活后更新的第一个QQ签名。阿友现在不愿回家，暂住在亲戚家，每天泡在网上，对任何人都很少说话，包括他的母亲。

在阿友看来，他的世界只有陈建和星子能懂，这缘于他们三人出身和经历的相似：跟随父母在台州生活、年少辍学、希望过上像城里人那样的生活但在现实中屡屡碰壁，缺乏来自家庭的支持和关怀。

父母忙于生计，没时间跟孩子沟通

台州地处沿海，加工贸易企业众多，当地有很多富人。一名出租车司机骄傲地对记者称：“在台州开宝马奔驰的人比开桑塔纳的都多。”

与之相对应的是更为庞大的外来务工人员。数据显示，近年台州市的流动人口每年以20％左右的速度递增，2007年全市登记发证的流动人口总数近110万人，加上尚未登记的，实际流动人口总量超过150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1／4以上。

宝马奔驰和繁华的市区与阿友们无关，离他们租住地很近的一条名为葭芷街的地方才是他们的活动场所。出事之前，陈建、星子和阿友留着长发、贴着纹身，经常穿梭在这条街道上。

这条不足两公里的街道被低矮破旧的楼房包围着，街上到处是贩卖蔬菜、水果和海鲜的地摊，摊主们用带着浓重的四川、安徽、湖南、河南等地口音的普通话叫卖着。

一名在葭芷街上的理发店做了四年洗头工的安徽小伙儿称，在这条街附近居住和做营生的人超过八成都是外地的，“本地人没有人会来这个穷地方”。

夜幕降临，葭芷街就用低矮乱扯的电灯照亮，每隔几步，就有卖光碟，摊位上摆满了贴着色情封面的光盘，打扮时髦的外地年轻人开始三五成群地在洗发店、网吧、游戏厅和台球厅里享受他们的夜生活。

阿友的爸爸前几年一直没有工作，经常在外面打牌喝酒，最近才开始打零工，相当长的时间里全家仅靠妈妈踩缝纫机维持生活；陈建的爸爸在船厂是个小包工头，妈妈蹬三轮车；而星子的爸妈则在葭芷街上摆摊卖猪头肉。

迫于生活压力，三人的父母都在连轴转地挣钱，虽然生活在一起，但亲情比较淡漠，他们与孩子间的沟通都非常少。

与星子家相邻租住的一位邻居称：“他爸爸有时候会把他锁在屋里，一关就是好几天，但趁家里没人时，他的朋友就过来把门锁撬开将他放出来继续去玩。”

自杀时，星子手中的亚硝酸钠是从家里拿来的。当晚10点多，星子突然回家向母亲索要存放肉制品房间的钥匙，这并没有引起他父母的警惕。

阿友称，星子现在的父亲是继父，以前经常打骂星子。星子家的邻居也称，他们家对星子的死并不感到悲伤，直到现在，星子的骨灰盒还放出租房的角落里，“他们说什么时候回家了再把骨灰盒带回去”。

阿友的母亲罗某坦言，她和阿友的父亲都在外面打工，每天早出晚归，几乎没有时间跟孩子沟通，孩子有什么想法也从不告诉他们。

在最底层打工

阿友2007年开始打工，2009年时曾被家人强行送到山东打工，但他非常抵触，没过多久就又回到台州。

后来，阿友在台州的一家KTV当服务生，这份工作是家人花了1000多元钱托关系给他找的。可阿友说这份工作他并不喜欢，只是为了“尊重爸爸的决定才去的”。阿友的爸爸曾交代阿友要“放开一点、嘴巴会说一点”，但这些圆滑的东西显然不是性格“诚实谦虚”的阿友能做到的，仅两个月，阿友就辞掉了KTV的工作。

阿友也曾为了学理发到理发店里做洗头工。一开始，阿友还兴奋地邀请QQ好友来店里洗头，但后来经常“洗头洗到麻木”，他所在的理发店每天最少要洗500个头，但店里只有3个洗头工，阿友一个人每天最少要洗100个头。

不到半个月，他的双手就裂口了，QQ签名也改成了：“一个头，两个大”。

“到底学美发是对还是错，好担心自己把时间浪费了又没学好。”阿友经常为自己作出的选择独自苦恼。

而这个时候，能理解和安慰他的只有陈建和星子。星子曾以一个美好的愿望鼓励阿友：你要好好学美发，以后回到四川，哥开个小饭店，你开个美发店，你肚子饿了就到哥这里免费吃饭，哥也可以到你那里免费洗头。可仅过了一个多月，阿友就离开了理发店。

陈建和星子的处境也好不到哪儿去，相约自杀前，陈建正在学厨艺，星子在送外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