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廷芳
　　就个人愿望而言，如果中国目前的人口总量能退回到上世纪50年代的5亿水平而又不付出任何重大代价，我就谢天谢地。问题是：自然法则不允许我们一厢情愿。未来可见的人口负增长，必将酿成难以估量的代价。

生育政策“软代价”

　　自1949年以来，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了大规模建设。改革开放30年多年来，经济建设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对“内在自然”即“精神生态”自在性的认识，还存在诸多盲区。在以“人”为中心的重大问题讨论中，人文科学缺席了。

　　近30年来，一直被奉为“国策”的生育政策，以“一对夫妇生一胎”为核心，在约占全国人口95%的大多数汉族家庭中推行。只在近年来才有所微调，但基本格局并没有改变。官方津津乐道于“计划生育使中国少生4亿人”，却从不提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

　　在我看来，成人社会的谈判原则和妥协策略，早在孩提时代就开始训练了。这是孩子成长的天然环境，也就是“原生态”。而生育控制政策的实施，取消了这一儿童原生态的天然乐园，很可能给孩子心理造成负面影响。

　　当然，也有人认为独生子女可以得到父母更多的宠爱。的确，父母会把多子女的爱集中在这惟一的“宝贝疙瘩”身上。然而这种转移性的、堆积型的爱是溶解性的，固然能让孩子得到父母更多的温暖和甜蜜，但它弥补不了孩子从兄弟姐妹的玩乐中所获天然的欢乐。

　　而且，这种宠爱如不能把握好“度”，极易形成溺爱，其消极性则显而易见：诱发孩子天性中的惰性，消蚀孩子天性中的斗志，助长孩子的慵懒和骄纵倾向。因此，这种“核心型家庭”环境对独生孩子人格的生成颇为不利。

　　更甚者，亲情维系的伦理关系一旦缺失，人的情感的丰富性和层次感就会变得单调，细腻性缺乏，敏感度降低，因而明达事理的能力变弱。这意味着人的精神生态失去平衡，极易导致人性异常。

老龄化多重危机

　　如果没有人为干预，一个正常家庭，不管是三代同堂，还是四世同堂，其存活、健在成员的结构应该是宝塔形的。由于家庭中中年以下的成员占多数，家庭必然充满活力和朝气。然而中国的现状是，这个自然的家庭结构被颠倒过来，变成“四二一”的锥形，衰老的一代变成多数。

　　家庭结构倒挂其实是中国社会人口结构的映像。随着人口构成中老年人口比例逐渐增加，社会结构也会从自然走向异常。目前，中国老龄化的形成速度与规模，早已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这一趋势已经引起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的高度关注。

　　老龄化的急剧形成与青壮年劳力的相应减少是同时发生，但方向相反。据经济学家估算，如果中国现行生育政策坚持不变，那么在2012年至2022年这10年间，中国青壮年劳动力将减少1亿人。这意味着到那时，中国的社会活力将明显减退。

　　这必将深度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国防后备力量也必将相应受到牵制，人文生态也难免消极影响。至于中国过早过快形成的“老龄化”，对经济和整个社会造成的多重压力，人口经济学家已有透彻分析，无须赘述。

　　在一个不存在性别歧视的社会里，人们生男生女是听其自然的。在自然法则下，国民中的男女出生性别比例基本上是合乎规律的，保持在105左右，学界把“自然”的出生性别比红线定在107。

　　而中国居民，特别是偏远乡村中的农民，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溺婴与歧视性堕胎现象严重，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调。据2005年抽样调查统计，中国男女出生性别比甚至达到了120的异常水平，成为世界上违背生育规律持续时间最长、失调最严重的国家。

人口控制警戒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国际形势的缓和，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和医学的发展，人口数量普遍增长很快，尤其在经济不发达或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至上世纪60年代中期，总和生育率一般都达到5以上，约等于目前世界平均总和生育率（2.7）的一倍。

　　从那时起，除了中国，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已采取措施，节制人口过快增长，但没有强行规定“一对夫妇只许生一胎”。当时，新加坡的口号是：“两个就够了！”台湾的口号是“一个不算少，两个恰恰好”。“两胎”就是国际约定俗成、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警戒线”。

　　从实践看，此举行之有效，且较为科学。韩国1962年实行二胎政策，原来5.5的生育率到1995年降至1.65。第二年赶紧叫停。新加坡生育率则从1963年的5.1迅速降至1977年的1.82，上世纪80年代起转而鼓励生育。中国台湾地区、伊朗、越南等皆是如此。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对人口膨胀“反世界潮流”而动，未能及时干预，错失良机。但自1970年起，中国开始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全国城乡普遍开展“晚、稀、少”的政策，创造了中国生育水平在1970年至1980年十年间下降一大半的奇迹。

　　自1980年开始，中央果断决策，先是要求共产党员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继而规定，大多数汉族家庭都必须这么做，并定其为“国策”。应该说，这在当时是有必要的，但问题是政策过于严厉，跨越了各国普遍不敢跨越的控制“警戒线”。

　　中国以独生子女为核心的生育政策积累了诸多经验教训。30年来，已有1亿独生子女先后出生，在各级学校比重甚大。还有一部分，现已走上工作岗位。这个人群引起各方高度关注。

　　大量调查表明，过去一二十年里，中国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在下滑，存在较多人格缺失问题，而独生子女尤为明显。加之溺爱和教育缺失，独生子女缺乏自主能力、适应能力。美国心理学家G·哈尔认为：“独生子女本身就是一种病态。”

　　可见，独生子女的“内在自然”被人为破坏了。当内在自然，也即人的精神生态的自在性，受到干扰或侵犯，平衡就被打破了。由于缺乏对生育自然法则的尊重，独生子女政策对青少年健康和形成健全人格会造成诸多困难。

权衡计划生育成本

　　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了近30年，总人口“减少四个亿”，这说明政策取得了巨大成效。但这一“成绩”，却让整个社会付出了巨大代价，而且，这个代价除了巨大的经济代价，还有不能用金钱衡量的“软代价”。

　　曾经有一些地方，为一味追求超低生育率的“硬指标”，不惜跨越自然之法的警戒线，不及时疏导群众的不满或疑惑，暴力执法，引发种种不良后果。应当坦率承认，人口减少“4个亿”，曾经在一段时间内恶化了干群关系，也人为加剧了社会冲突。

　　这种“软代价”包括，国民精神人格的缺失、民族精神健康的衰退、执政党和政府信誉的超支等。我们不仅要问，计划生育的全部的、真实的成本到底又多大？以如此巨大的“软代价”换取超低生育率的“硬指标”，孰功孰过？

　　近几十年来，一个悖论性的人口自然规律日益显现，即人口数量的发展与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是反向运行的。也就是说，人越富裕，教育程度越高，越不愿多生育。这与我们以往“越富裕越养得起孩子”的逻辑正好相反。

　　据统计，自1970年至2000年，发达国家总人口由原来占世界总人口的30%降为20％。这一颓势首先表现在经济发展较早的“老欧洲”：全世界25个生育率最低的国家有22个在欧洲。1950年至2000年欧洲的总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由原来的21%降至12%。

　　导致欧洲人口衰势的原因，首先是生育意愿的普遍降低。据统计，德国有大学学历的人中，有39%的人不愿生育，学历较低一点的则为25%。另一个原因则是不孕症的上升。而不孕症正是人类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所致，而且该趋势一时难以逆转。

　　欧洲国家的人口危机正是前车之鉴。事实上，中国近一二十年来已呈现类似趋势。很多老人为儿辈或孙辈不愿生育而犯愁，而所谓“单身贵族”“丁克家庭”日见其多。对此，必须见微知著，必须有足够的估计，防止中国人口转入不可逆转的下滑通道。

出路在逐步放开二胎

　　事实上，中国总和生育率多年来一直在世代更替水平以下。也就是说，中国人口虽然总量上还在增加，但从代际看，必定会“一代比一代少”。对总和生育率，官方估计是1.8，而大多数人口学家的估计则是不可能高于1.5，中国人口高峰绝不会超过15亿人。

　　可资佐证的事实是，近年来，中国人口的实际增长指数均少于官方的计划指数。而越来越多的人口研究者认为， 中国人口总量之所以还在继续增长，主要是因为人口内在运动的惯性。一旦这种惯性能量耗尽，人口总量就会较快下滑。等到那时再来调整生育政策，则为时晚矣。

　　人口发展规律不是“水龙头”，想开就开，想关就关。那么，目前放开二胎是否存在风险？近年来，中国人口研究界集中了全国20多位专家做了多年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有计划地放开二胎正是时候，风险并未如想象中严重。

　　同时，中国北方和南方数省多个“二胎试点县”，20多年的实践也证明并不存在风险。这些市县的总和生育率都在更替水平（2.1）以下。如山西翼城与甘肃酒泉分别为1.5和1.4；湖北恩施2005年为1.47，河北承德现为1.6。新疆建设兵团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十多年后，改为“放开二胎”，不但未反弹，生育率反而仅为1.00左右。

　　更重要的是，城市化、工业化、劳动力转移造成的人口迁徙，都使育龄人口的生育愿望逐渐走低。加之大量出现不愿生育者、不愿生二胎者、不孕症群体，中国即使有计划地普遍放开二胎，总和生育率也很难达到人口不增也不减的世代更替水平。

　　无论是从自然法则出发，还是从经济算计出发，中国的生育政策都到了重新设计、更弦易辙的时候了。

　　叶廷芳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