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3日，只有10平方米的房间里，灯光昏暗。头发花白的付发淑低头在一本已破旧不堪的《国家赔偿法》上认真做着标记。简陋的房间内，除了高低床和桌子外，就是一摞摞法律书籍。

　　翻看法律书籍是付发淑十多年来的习惯。让人有点吃惊的是只有初中文化的付发淑对各种法律法规非常熟悉，尤其是对《国家赔偿法》和《劳动法》了解得很透彻，说起来头头是道。

　　付发淑说，这两部法律一部和自己的官司有关，另一部和她最近干的工作有关。

　　付发淑最近的“工作”是给讨薪农民工以法律帮助，免费的。她说，她想帮助农民工用法律维权，而不是以爬塔吊、上门闹的方式讨薪。

　　付发淑学习法律，缘于13年前在她身上发生了一件事。

　　(一)事发：被民警推倒在地致骨折

　　付发淑是四川绵阳市三台县人，至今已在乌鲁木齐居住21年。上世纪90年代初，初来新疆的付发淑一无所有，经过一番打拼，她在乌鲁木齐火车站附近拥有了两家装修一新的餐厅、一个小商店以及一个送煤站。因为为人勤奋、开朗，菜品价廉味美，餐厅生意很不错，每个月都有三四千元的收入，这让周围的人很是羡慕。

　　1995年7月4日，发生了一件改变付发淑生活现状的事。当天16时，付发淑在餐厅里忙着招呼客人，她的弟弟付友全也在餐厅里帮忙。

　　付发淑回忆说，当时，店里突然来了七八名男子，其中一个穿紫红色衣服的男子问付友全：“有没有看到一个鼻子上带伤的人来过？”

　　见对方很急，付友全告诉对方：“来过，在我这儿买了个西瓜吃，那人还说和人打架受了伤，问哪儿有创可贴卖，我告诉他雅西楼有个中医医院，他就走了。”

　　“我以为是来问人的，问完就会走，没想到那些人或许觉得弟弟不老实，要把他带到派出所去。”付发淑说，这时她才明白眼前的几个人是民警。

　　付友全不愿去派出所，因而和民警发生了争执，一旁的付发淑上前阻止，却被一个中等身材、偏胖的小伙子推倒在地，之后，她就坐在地上怎么也起不来了。

　　(二)改变：红火餐厅被迫关门报停

　　倒地的付发淑在餐厅旁观者的帮助下被送到乌鲁木齐友谊医院，经检查，她的腰四椎压缩性骨折，后经法医鉴定为轻伤，达九级伤残。付友全随后被民警带到派出所，接受完调查得以离开。1995年7月6日，付发淑在家人陪同下住进了乌鲁木齐长江路骨髓炎医院。

　　住院期间，付发淑寻思让弟弟先帮她照看生意，可经历此事的弟弟却坚决要离开乌鲁木齐回奇台的家中。“他们在奇台也有事做，弟媳一直就不太赞成弟弟来帮我。出了这事，他们觉得很委屈。”付发淑说，生意不能没有人照看，她赶紧打电话回老家找人来帮忙。

　　可是，付发淑和丈夫感情不太好，并且丈夫当初就不同意她“一个女人家出来抛头露面”，这次，他听了这事更是生气，坚决不来，而且，付发淑的4个子女都还在上学。况且，餐厅出的事，早已被老乡们传回了老家，亲朋好友听说“付友全在新疆被带了手铐”，也吓得不敢来了。

　　住院的付发淑只得将餐厅店面向工商部门报停，3个月后，因为无法走路，付发淑结束了餐厅的生意。

　　看着辛苦经营起来的小店就这么没了，付发淑心疼得泪盈眼眶。她觉得，事情成了这样，对自己太不公平。出院后，她心有不甘，决定向推倒她的民警及其所在单位讨个说法。

　　(三)迷茫：赔偿遭拒 诉讼被驳回

　　1996年年初，身体有所好转后，付发淑多次找到推她的民警的单位，但半年过去后，事情没有进展。“不愿意赔偿，我只好向法院起诉。”付发淑说，当时自己认为，只要向法院证实了自己是被谁伤害的，应该很快会有结果，她甚至计划，官司打完了，自己再把餐厅开起来。

　　当年8月，付发淑将民警所在单位行政诉讼到乌鲁木齐头屯河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车旅费等费用，共计5万余元，但她的诉讼被法院以“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为由驳回。

　　这让付发淑很意外，由于不太懂法，她对驳回的原因一知半解。“还是先搞懂法律再说吧！”付发淑打定主意后，一边继续找相关部门反映情况，一边恶补法律知识。

　　之后的4年里，付发淑反复走访公安、法院、检察院等部门，但接到的答复都是“不赔偿”通知书。

　　这期间，付发淑租住在火车站的一处平房。每天天一亮，她就带上两个馍馍和1瓶水，拄着拐杖出门到各个单位反映情况，单位下班了，她又去找事发时在场的证人，到了晚上，她就一头钻进书堆里研究法律条款。

　　由于有伤在身，加之劳累过度，付发淑曾先后3次入院治疗，积蓄也一点点花光了。她靠向朋友借款，甚至将老家的房屋卖掉，筹措生活费，给自己讨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