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售抢红包作弊神器敛财逾千万

　　泰州姜堰：一起编写、销售微信“抢红包”外挂程序案宣判

　　沐杰 包婧

　　一款名为“教父”的微信外挂程序，带着一群年轻人在犯罪的歧途上越走越远。近日，经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检察院提起公诉，一起涉案金额逾千万元的编写、销售微信“抢红包”外挂程序案宣判，戴某、郑某等10名被告人因犯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均被宣告缓刑，各并处罚金，同时追缴犯罪所得合计1000余万元。

　　新发明成非法获利武器

　　戴某和郑某是福建省某高校计算机系在读学生，关系很不错，平日都对计算机编程非常感兴趣。

　　近年来，微信群“抢红包”游戏兴起，其中一种叫“捕鱼”的玩法更是吸引了不少玩家。群成员发出固定数额红包，并约定一个数字为“雷”，若某个玩家抢得红包金额的末位数为“雷”，则要全额返还红包给发包人。2016年7月，郑某接触到这种游戏，参与几次后觉得很是新奇，便找戴某一起琢磨。凭着悟性和专业知识，两人很快根据游戏规则，编写出一套用于微信“抢红包”外挂程序代码，不仅可以自动抢红包，还能自动识别红包金额、避免抢中“雷”。两人进行了尝试，果然屡试不爽，收益颇丰。

　　2016年9月，戴某在与网友杨某闲聊中提到刚刚琢磨出的“秘密武器”，杨某当即觉得有利可图，极力建议通过网络销售这种“抢红包”外挂程序，从中赚一笔。

　　“现在通过微信‘抢红包’赌博的人不少，将来利润肯定很可观。你们负责技术就行，不需要什么成本，对外由我们负责销售。”这番话让戴某很动心，便与郑某商量后搭建了专门的服务器用于软件管理维护。由杨某作为“总代理”，通过网络招募下级销售“代理”团队，并约定了利益分成。同时，他们给这款外挂程序起了个颇具震撼力的名称——“教父”。杨某等通过各网络社交平台，以广告推广的形式推荐“教父”，形成了一条灰色“产业链”。

　　“教父”外挂程序本身是免费安装的，但是由于戴某、郑某加了密，玩家必须向“代理”购买授权码才能正常使用。“教父”授权码最初以100元价格由“代理”对外销售，收益逐级分成。后来团队成员看销路不错，竟然坐地起价，将每个授权码的价格涨到了120元。短短9个多月时间里，累计销售金额竟达1000余万元。

　　核查犯罪数额，审查报告长达8万字

　　2017年5月，公安机关在办理系列“抢红包”赌博案件中发现相关线索，先后对戴某、郑某、杨某等“教父”程序编写、销售团队成员立案并采取强制措施。由于涉案人员较多，交易数据庞杂，加之主要通过线上交易方式，在证据把握和数额认定上较为困难。同年9月，该案移送姜堰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要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犯罪嫌疑人的账目往来必须要查清。根据涉案人员身份信息，检察官将他们的支付宝账号、微信账号、银行卡的注册信息、登录日志、转账记录和流水账单等全部调取到位，但面对一大摞资料，还是让人感到无从下手。

　　“涉案人员众多，每个人又都有多个账号和信用卡，他们的资金大都按日结清，往来信息很频繁，要查清楚确实不易。”提审过程中，“教父”销售团队成员刘某的一句话引起了检察官的注意，他供述称，为了理清成员各自应得的“收益”，团队组建后不久即约定销售所得由他统一收发。

　　那么，是否可以将刘某的账户往来情况作为核查犯罪金额的突破口？随即，检察官行动起来，调取其所有账单流水，并以此为中心向外辐射，将其他人的资金往来情况与之对应起来，制成表格，再一项一项核算。很快，每个人的获利情况逐渐明朗起来。

　　在审查网上转账记录时，检察官敏锐地意识到，既然是线上交易，很有可能存在相关聊天记录。经补充侦查，公安机关对涉案人员的手机进行了数据恢复。检察官根据聊天内容、账户往来情况确定销售记录，再将40多名证人的证言与调取的聊天记录、犯罪嫌疑人供述等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厚厚的一本审查报告长达8万余字。

　　多方研究论证，确定案件性质

　　编写、销售“抢红包”外挂程序系新类型案件，目前尚无明确的司法解释可参考，也没有案例判决可循。检察官多方查找资料，将相关计算机网络犯罪案件的审判情况反复研究，还将案件全部争议焦点一一列出，逐个分析。最终，检察官认定相关被告人的行为均涉嫌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该案办理期间，检察官专程前往腾讯公司听取技术部门负责人意见；实地查看鉴定流程演示，直观了解微信数据保护机制和“抢红包”外挂程序代码的运行方式。在庭审中，检察官主动申请鉴定人出庭，就专业领域问题发表意见，有力支持了检察机关公诉意见。经多次开庭举证、质证和法庭辩论，面对有力的证据和充分的说理，该案被告人均当庭认罪，于判决前主动退还部分犯罪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