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总报告》预测，2036年我国老年人口将增至4.23亿，老龄化水平达到29.1%；2053年老年人口将增至4.87亿的峰值，老龄化水平升至34.8%。

    这份《报告》认为，我国将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形势最为严峻的国家，仅用41年就走完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走完的人口老龄化历程。

    在一些学者看来，人口结构越来越“老”、数字化形态越来越“新”的矛盾，已成为全球数字化社会进程中的共性问题。一些提前步入老龄社会的国家，应对老年数字鸿沟问题的理念和做法，值得结合我国的发展实际借鉴与运用。

    形成混龄的终身学习型社会

    早在20世纪90年代，较早进入互联网时代的美国，首次提出数字鸿沟概念。美国政府为此发布《填平数字鸿沟》报告，通过《通信法案》，要求电信企业为老年群体提供普遍平等的电信服务。

    普伦斯基等美国学者将社会人口，划分为“数字原生代”“数字移民”和“数字难民”。20世纪60年代以前出生的老年人，被归类为典型的“数字难民”。

    由于他们不愿或不擅长使用网络，不断被边缘化，甚至被排斥在数字生活之外，形成老年数字鸿沟等社会问题。也有学者提出老年“数字贫困”的概念。

    西南交通大学国际老龄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一帆教授介绍，数字鸿沟是老龄化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相比过去一般性的知识差异或受教育程度带来的鸿沟，似乎更加难以弥合。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它们大多把积极老龄化作为政策导向，在顶层设计上关注老年数字鸿沟问题。”杨一帆说。

    所谓“积极老龄化”概念，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为旨在“提升老年人生命质量，充分利用各种机会追求健康、参与、保障的过程”。而在数字化时代，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提供的便利，无疑是老年人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途径之一。

    欧美等老龄化国家更看重老年人自身的学习和成长，提倡全社会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这些年，社会上流行过一种‘嘲老’情绪，总以为老年人就是落后、顽固不化的代名词。”深圳大学教授周裕琼认为，全社会都有一个如何正确看待老年人的问题。

    这位多年从事老年数字鸿沟课题研究的学者发现，不少老年人既渴望融入数字社会，也能够通过学习掌握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技能。

    在弥合老年数字鸿沟方式上，她更多聚焦于家庭“数字反哺”——家庭内的信息共享和代际互动，成为缩小数字鸿沟的重要渠道，更促进了互相之间的认知与情感。这也是发达国家弥合数字鸿沟的一个重要理念。

    在杨一帆看来，老年人的数字化参与热情较高，但缺乏必要的数字参与能力和知识素养，未来要建立养教结合的学习型康养城市，充分利用高校和社区的智力资源，形成混龄的终身学习型社会。

    创造数字时代的“年龄友好”氛围

    面对老年数字鸿沟问题，一些发达国家做了积极的探索，涵盖顶层设计、法律、社会组织和社区等内容。

    据杨一帆教授介绍，在这些国家的经验中，政府部门有更多数字公平和包容的意识，把“年龄友好”理念融入政策中，设计更多数字化之外的解决方案。

    欧盟曾制定《面向21世纪的电子技能：促进竞争力、成长与就业》，建立统一的欧盟数字化技能策略，重点关注老年人等群体的数字扫盲，提出终身学习等方案。同时，全面推动电子无障碍立法，保障老年人等数字弱势群体的利益，如瑞士的《政府及公共事业网络无障碍法规》、西班牙的《计算机无障碍法规》、荷兰的《网络无障碍法规》等。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李成波的研究表明，依靠成熟的社会组织体系，可以提升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能力。比如，美国老年人技术服务中心，将技术用作改善老年人生活的工具，开设免费的计算机和数字扫盲课程，帮助老年人使用技术进行社交；美国非营利组织老年人网络中心，专门为50岁及以上人群提供互联网教育，推行“老年人培训老年人”模式，发挥同龄互助教育的作用。

    在新加坡做学术交流期间，西北政法大学讲师闫玉荣，专题研究了该国提升老年媒介素养的经验。2007年，新加坡半官方机构人民协会成立乐龄理事会，通过公共教育、社区和同伴互助，促进新加坡积极老龄化的开展，帮助他们掌握各种媒体技能。

    2017年，新加坡信息通信媒体发展局推出IM银网站，提供视频指南帮助老年人使用数字技术。他们还发起数字诊所计划，将来自社会各界的志愿者聚集在一起，共同帮助老年人融入数字化生活。

    欧盟在弥合老年数字鸿沟方面，更注重发挥学校的教育作用，联合德国、西班牙等国的老年大学，成立老年数字学院，免费开设课程，为老年人提供数字技能学习机会。

    此外，欧盟还制定了老年快乐计划，鼓励社会部门和企业通过产品和服务创新，满足老年群体数字化需求。

    除了这些积极探索，一些国家基于对互联网技术创新的保守观念、数字产品可能侵犯隐私等个人权利的顾虑，以及多元价值观的社会包容心态等多重因素，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老年数字鸿沟问题。

    在周裕琼看来，对待互联网创新相对保守的国家，社会观念里并不认为数字融入一定就是好事，不用数字产品的老年人也不会产生自卑感，这种文化影响到政策制定和公共服务层面，自然要为这部分老年人留出数字化之外的备选“窗口”。

    家庭“数字反哺”是现实解决路径

    老年数字鸿沟不光是老年人的问题，更是全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杨一帆看来，国家在做好顶层设计后，还要通过法律和政策制定明确下来，不得以任何形式，对老年人有数字技术上的歧视。

    “要坚持数字化和非数字化两条腿走路，不宜提倡所有老年人都要融入数字社会，给不愿或不能上网的老年人提供替代方案，让数字化服务成为可选项，允许‘数字断连’的老年人获得同样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周裕琼认为。

    此外，一些科技企业在产品研发时，对老年用户群体关照不够，并未真正认识到老龄社会潜在的巨大市场需求，老年数字鸿沟将成为新的消费痛点。

    “这也是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一些小公司暂时可能做不到，但对大平台和企业应该有这样的要求。”杨一帆说。

    周裕琼在研究中认为，结合国外经验来看，我国倡导家庭“数字反哺”，是弥合老年数字鸿沟比较现实又理想的解决方式。年轻人教会老年人使用设备和互联网，并使他们得心应手“不掉队”，往往通过家庭“数字反哺”更有效。

    “不是说老年人上网时间越长越好，而要看使用网络的广度、深度和程度。很多社区在尝试教老年人上网，我也带着学生到社区实践，但发现社区或老年大学，很难一两次就教会老年人，‘数字反哺’应该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还是落实到家庭中更有效。”周裕琼解释说。

    在她看来，发达国家是一种社区型的国家，有成熟的社会组织体系，已经完成社会转型。中国的数字化进程中，社区和公益建设还在转型，来自社会的力量还相对薄弱。

    周裕琼建议，家庭“数字反哺”可以纳入中小学的媒介素养教育，让学生和学校在弥合老年数字鸿沟中发挥作用，带动全家人融入数字化时代，逐渐形成一种新的社会观念。

    然而，随着四世同堂家庭结构的变化，老年人居住安排日益独居化、空巢化，寄希望于家庭的力量，难免较为分散和随机。

    “鉴于有些老年人碍于长辈的威信和面子，影响家庭‘数字反哺’，可以借鉴美国成熟的社区志愿服务机制，鼓励大学生志愿者走进社区，教老年人使用数字产品。”李成波建议，社区老年人的互帮互助，不仅能有效克服他们的恐惧心理，还能弥补社区组织力量不足的短板，使“数字反哺”更加社区化、多样化、个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