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女儿遗体的1135天

　　女儿捐献的遗体会如期送回，66岁的杨正贵笃信着。

　　就跟屋后菜地的苞谷会成熟、露天的缸盆会蓄满雨水一样，女儿杨家姗的遗体捐献三年后会被送回。捐赠仪式上，接遗体的人可是当着众人的面说过“三年后送回”的，那还能有假么。

　　三年来，这个生活在四川偏远山区的穷苦鳏夫晴耕雨歇，把女儿农历三月十二的忌日放在心底，翻皇历看吉凶，还会不自觉查找这天。

　　日子终于过到第三本皇历的“三月十二”，也就是2019年4月16日，杨正贵时刻揣着充好电、音量调至最大的手机，准备迎接女儿遗体的到来。

　　可当天手机没有响，两三天过去了，又一个两三天过去了，还是没有音讯。近一个月后，杨正贵急了，他托人打听，传回来的消息完全超乎他的理解——女儿遗体已经化为骨灰，而且，需要家属自行去成都领取。

　　“又不是哄三岁两岁娃娃的，说满了三年遗体给我送来，还有几十个人听着。说是风就是风，说是雨就是雨嘛。”杨正贵想起那个承诺，伴随着失落感而来的，还有腾起的恼火。

 

　　杨正贵家正厅里的墙上贴着故去先辈的名讳，但他还没把女儿的名字贴上去。文中配图除特别标注外，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钟笑玫拍摄

　　口头许诺

　　三年前的农历三月十二，天刚擦亮，杨家姗病死在了筠连县云岭村的家中。杨正贵亲眼看着女儿一口气没提上来，瘫倒在自己怀里。

　　黑暗的房间里，女儿先是说要上厕所，叫醒了守夜的他。“要得。”他从条凳和木板拼凑的临时卧铺上翻身起来，开灯穿上鞋，来到一米远的女儿床边将她抱起。病重的女儿有气无力，突然往后一仰，发出一声类似鼾声的声音。他一阵心慌，下意识拿手探女儿的鼻息，却什么也没感觉到。

　　“二娃快点来，你姐姐死咯。” 杨正贵马上嘶喊儿子。睡在自己房间的杨家海被吓醒了，忙不迭跑来。两人在杨家姗尚有余温的身体前再试着探了几次鼻息，最终确认了她的死亡。

　　生前，杨家姗承诺过捐献遗体。逝后，杨正贵第一时间完成她的遗愿。他吩咐儿子杨家海打电话，找杨家姗发小章婷张罗这件事。电话打完后，他颓坐在女儿床边，一边气这“人财两空”的光景，一边掉泪。

　　章婷辗转联系上接收方成都医学院，接近中午时赶到发小家。那时，中间谢顶、头发半白的杨正贵穿件发旧的蓝色外套在屋前候着，肿起的眼睛红红的，眼袋和法令纹似乎更深了，垂着头木着脸，时不时抹下噙着的泪，舔下发干的嘴唇。没和她说两句话，又去招呼新来的人。

　　短短几个小时，云岭村的这栋破旧农房已塞满外客。有红十字会的、成都医学院的，还有县里很多爱心人士。村里邻居也纷纷拿来肉和蔬菜帮着接待。

　　在云岭村，那次遗体告别仪式是格外隆重的。白蜡烛摆成两行，从屋外一路通往屋内，在里间摆出一个心形。人们抬起杨家姗遗体，裹好白布，铺上一层野菊花。

　　当地爱心人士用镜头记录下捐赠仪式：先是弟弟杨家海签署了遗体捐献书，接着，写有“筠连县红十字会首例遗体捐赠仪式”的红底白字横幅下，绛紫色的证书颁发到了他和父亲杨正贵手里。

　　大多数时间，杨正贵并不像是这个屋子的主人。他直直地站在人群中，没有说话，也没有恸哭，看起来有些呆滞和迟钝。在爱心人士郭会云看来，那是种受打击后的无力感。

　　热闹很快散去。众人抬着遗体离开，亲戚邻居帮忙收拾后也走了。空旷的屋里只剩下杨正贵和杨家海父子。

　　三个月后，杨家海出门打工，只剩下早已丧妻的杨正贵独居云岭村。

　　三年里，杨正贵的生活单调，寡淡，孤苦。女儿遗体是他生活少有的盼头。这个父亲始终记得捐赠仪式上听到的口头承诺，相信女儿遗体会如约归来。

　　包括章婷和郭会云在内的三人都向澎湃新闻记者证实，捐赠仪式当天确实有人承诺过三年后送回，不过说的是骨灰，而非遗体。遗憾的是，他们都不记得那人是谁了。

　　杨正贵的等待，没有掰着手指头数日子，也没有祥林嫂式地重复找人诉说苦楚。这个老实而木讷的务农男人选择的是挂念而非执念。形容起来，他只是平淡地叙述一切，说不出“望眼欲穿”这种炽热的字眼，似乎他的人生从未有过这般强烈的情感。

　　但在一些时刻，悲伤会汹涌起来。偶尔女儿会入梦来，叮嘱他：“爸爸，鸡要关到哦。”

　　“关到了。”梦里的杨正贵正站在屋外，往搭在屋前坡地的竹制简易鸡舍走了几步，确定门是关好的，回头朝敞开的灶屋门喊了一嗓子。女儿没再回话，利落地擦碗橱、扫地、洗衣裳。

 

　　搭在屋前坡地的竹制简易鸡舍。梦醒了，杨正贵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再没机会和女儿重温这种隐在茶米油盐的朴素亲情。想到女儿年纪轻轻就患病离世，他心头有些发酸，但还是惯性地用“没办法”劝慰自己。再想到隔壁灶屋里积灰的锅碗瓢盆和未洗的床单被褥，即使是这个看起来木讷的农民，也忍不住掉了泪。

　　三年后，杨正贵原本依旧是平静地等待，可是快一个月过去了，遗体还没任何消息。他才坐不住，托章婷去打听。

　　传回来的消息令他震惊，杨家姗遗体已于2018年火化成骨灰，还得家属自行去成都领取，

　　电话里，杨正贵有些懵，像是没有听懂。缓过神后，他拒绝了。没文化怕迷路，没钱奔波，没钱安葬。他有太多理由拒绝去成都。

　　平坦的成都

　　杨正贵是去过成都的。这个平坦、安逸的大都市，曾是女儿的希望之地。

　　那是2015年的冬天，在当地网站帮助下，确诊急性髓系白血病的杨家姗募了十多万医资，住进成都一家医院。

　　起初是杨家海照顾，可她觉得弟弟太不周到，甚至总把自己上顿吃剩下的给她吃，哭着打电话要求父亲来接替。

　　“要得。” 杨正贵在电话里一口答应。对懂事的女儿他向来顺从，病后更几乎是有求必应。为了赶镇上早上6点的班车，他装上两套衣服、五六千元现金，3点就从云岭村出发了。

　　黑暗里，杨正贵走在熟悉的山路上。伴随着手电筒晃动的光束而来的，还有一深一浅的脚步声。没有同行者，也没有狗吠声，他一个人默默地走到等车点。

　　这是杨正贵人生第一次去往别的城市。从镇上坐车到宜宾市，又从宜宾坐车到成都，他几乎睡了一路。因为怕晕车，只在转车时买了两个馒头吃。

　　到达成都时已经是下午5点多。大城市的一切于他都如此陌生，他一时弄不清自己在什么位置。

　　他人生中第一次进了地铁站。回忆里，闸机门扇是“板板”，地铁票是“牌牌”，其余的东西，词穷的他用“这”和“那”混作一团指代。

　　在地铁站，他本想自己买票，但站在售票机旁直直地看了半小时，看别人投币，机器吐卡、找零，还是没懂，只能找到保安帮忙买票。进了站，又找到一个大姐，带他乘上了车。

　　可他还是去错了医院。直到第二天上午，他才坐到了女儿病床旁。白天，他听凭女儿安排，扶她上厕所、帮忙打饭、叫医护人员。晚上，他就睡在走廊上的一张简易床上。

　　女儿的脸色发黄发灰，身体越来越疲软，大部分时间只能躺在床上。病痛袭来的次数增多，她常常在床上痛得哭出来，喊“爸爸，不舒服得很”，杨正贵又急又心疼，每次都冲去找医生来开止痛药，倒热水喂女儿喝下才安心。身体舒坦些的时候，女儿会坐起来，叮嘱他少抽土烟，不要熬夜看电视。有次，她跟他交代，腿脚不好可以买个电三轮车，说完又紧接着提醒“土路要拽筋斗，打(铺)了水泥路了才能买，你要开慢点，不要开快了，上下的路要走对，不要走错了”。

 

　　杨正贵给土烟点火，腋下衣服的破洞露了出来。在陪护的间隙，杨正贵会走出病房去医院各楼层里溜达。

　　“成都安逸得很，平原大坝的，一看渺渺无烟。”他喜欢去医院的顶楼，望着无垠的平原上，飞机一架架起起落落。

　　谈到那段时间从23楼看到的光景，他话变得多了起来，眼睛也变得有神。“好平哟，我喜欢。多远都没有看到过山。天一黑，没雾，一看远得很，多远都是灯光。”

　　过年也是在医院度过的，腊月三十那天，他专门买了个猪蹄回来，想让女儿新的一年长得胖一点，活得滋润些。但女儿胃口不好，他劝说不动只能自己吃掉。

　　开春后，身体越来越虚弱的杨家姗，在病床上第一次向他提起捐献遗体：“爸爸，我万一要是不行了，我器官捐了，你有意见没的？”

　　“没意见。”杨正贵下意识就依从了女儿在病中的请求。遗体捐献有什么不能接受。他也不觉得女儿会那么快离世。

　　但命运已经排定了时间表。2016年4月15日，用尽全部的钱后，杨家姗断了药，从成都回到了筠连。三天后，她死在了父亲的怀里。

　　安葬费

　　在变得支离破碎前，杨家也有过一段完整的时光。

　　29岁时，杨正贵结了婚。三年后有了杨家姗，女儿两岁时，家里又多了儿子杨家海。加上老母亲，杨正贵一个人要养活一家五口。他在镇上挖煤，每天弯着腰进到矿道，忍受着令人窒息的空气，总是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吃完饭倒头就睡，起来又零散地干些农活。虽说儿女穿着邻居小孩的旧衣，可一家五口生活毕竟还算过得去。

　　家中拮据，杨正贵很少给儿女买些小玩意儿，只在偶尔被索要文具费时才给个1元钱。女儿一年级时，有阵子一直丢铅笔，惹得杨正贵母亲气急败坏地狠打了好几次。杨正贵在时，就把女儿护在身后圆个场。不在时，女儿挨了打，在杨正贵挖煤回家后哭着“告状”，他也只能边告诫下次不能再丢边安慰。一连丢了十几次后，杨正贵“调查”清楚了，原来是女儿背包的束口不紧，叫女儿把铅笔夹在书里、把束口拽到最紧后，就再也没丢过。

　　儿子倒是没丢过铅笔，但是读小学时总逃学溜出去玩。老师告知后，杨正贵抓着儿子象征性打了两三顿，儿子听话后就没再打过。

　　儿女长大后，都学会了帮家里分担家务。女儿更为懂事，割猪草、洗衣裳、擦东西，宁愿不出去玩也要把这些做完。15岁外出打工起，逢年过节一回家也总是忙个不停，一定要里里外外收拾干净才走。电话也比弟弟打得勤，一月两三个电话，问问父亲近况聊个几分钟。

　　“孝顺嘛。”儿女外出打工后，47岁的杨正贵的日子担子稍微轻了些，挖煤的收入也在慢慢累积。

　　是疾病慢慢掏空这个贫苦家庭微薄的积蓄。

　　先是妻子在儿女小学时就得了精神性疾病，后来17岁的女儿患上再生障碍性贫血，又确诊为急性髓系白血病。他十几万的积蓄，以及儿子在工厂断手指工伤得到的四万多元赔偿，也都挪给女儿治病了。

　　杨正贵隐约觉得，儿子对于补偿金的挪用是有想法的。但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因“超龄”无法挖煤后，他在煤炭厂做小工，收入被砍了一半，后来失业，就只能靠低保和务农微薄的收入过活。积蓄迅速耗尽，牲畜卖了，愿意给他借钱的人也少了。即使在云岭村这个穷苦山村，他也排上了倒数。

 

 

 

　　杨正贵腿在煤矿上做工时受了伤，走向屋后菜地时从背后细看姿势有点怪异。也是疾病不断夺走他为数不多的至亲。

　　妻子患病后，四处疯跑，遇到阻拦，还会顺手抄起棍子打人、砸东西。有次儿子为了阻拦妈妈出门，差点挨了一棍，亏得他在旁边伸手挡了。“肯定痛啊，她又不知道轻重的哦。”他说，要是打在读小学儿子身上，恐怕都要被打死了。

　　多年求医问药无果后，妻子在家中自杀，杨正贵59岁时失去了枕边人。那时，母亲已去世，27岁的女儿和25岁的儿子在外打工，请假回来奔丧后又匆匆离去。自那起，他经历了“最伤心”的一段时间，没人倾诉，只靠繁重的农活把难过压下来，又靠与女儿频繁的通话消解一些。再到63岁，女儿因白血病亡故的时候，他已经把孤苦过成了一种习惯，只能把生活接连的打击再往心里头压得更深些。

　　还能跟谁诉说呢？女儿离世后，儿子也外出打工，2年电话联系几次后，已经近一年没有音讯，更别说寄钱和嘘寒问暖了。附近的邻居大多搬去山下的小区，告别了漏风的老屋和崎岖的山路。杨正贵没钱搬，至今留在山腰，雨天走几分钟才能到最近的邻居家，一起看看电视就又回到了自己家。

　　“一个人无聊得很，孤单哦，找不到人跟你摆龙门阵，招狗过来摸它，它又不会说人话。”他说。

　　每天，他9点多起床，由于年老动作慢，生火、洗漱、做饭一系列事情得花费他两个多小时。直到中午，他才提上农药去坡上给苞谷和李子树除草。屋里没有自来水，农药是靠顺着屋檐流进蓄水缸的雨水兑的。

 

杨正贵家屋前摆放的柴垛和蓄水缸。

 

　　灶屋里，锅碗瓢盘敞在外头，除了常用的那几个，都积了厚厚一层灰。提上农药，杨正贵往外走。路边，农作物顺着山势而种，在错落的小块山坡上见缝插针地长着，承载了许多农民自给自足和维持生计的希望。从县至镇再至村，沿路土地的“利用率”逐渐走高。杨云贵所在的后山，护栏旁的多处的条状泥土上，也能插着几根苞谷。

　　下午近两点，杨正贵从地里走回家，吃点剩下的青菜和白饭，再出门干活。李子树、苞谷、菜地里的蔬菜，他每天的农活得干到晚上8点，回家洗漱完看看破旧的电视，就睡觉。

　　看他孤苦，邻居带了一条狗给他作伴。干农活赶集，他一直带在身边做个伴，没事招过来摸摸。

　　去年冬天，矿上留下的腿伤越来越痛，他花了数年的积蓄，4460元，买了一辆电三轮。

　　他早就在垮掉的老屋附近上留好地，等着给女儿下葬了。但那时他没想过，女儿的安葬费会要自己来负担。

　　章婷回忆，听说捐献遗体会有安葬费，杨家姗告诉过她，自己捐献遗体既是为了报答社会，也是为了减轻父亲经济负担。

　　迟到的归期

　　可超乎这个66岁农民理解的是，没有任何支持安葬费的依据。四川没有，全国也没有。捐赠遗体善后事宜并无统一规定。

　　有一些省市出台过地方性法规，但也基本只明确遗体利用后应送殡葬单位火化。没关于骨灰领回的安排，更没有安葬费一类的内容。

　　而早在一年多前，2018年1月15日，成都医学院就将用于教学后的杨家姗遗体火化，此后一直寄放在学校。

　　于是，在杨正贵等待女儿遗体的很长时间里，400公里外，杨家姗的骨灰也在等待他。

　　成都医学院告诉澎湃新闻，遗体火化后应由家属领取，这一点当年的《遗体捐献登记表》写得非常清楚。

　　成都医学院相关负责人解释，登记表只留了杨家海的联系方式，火化后曾通知他，但他说正在外打工，不能立即领取，并同意暂时寄放、此后来校领取。但至今，杨家海都未来校，并且工作人员就再也没能按照登记的电话联系上他。

　　这些杨正贵都不知道。他不知道的事太多了，不知道为什么遗体火化可以不通知自己这个父亲，不知道为什么骨灰要自己去领回。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快一年了儿子都联系不到。有那么一阵子，杨正贵发动认识的人，想找儿子问个明白，但寻找无果，他也只能放弃。

　　“我又不会丢，找有啥好找的。”2019年6月，当记者通过网络辗转联系到在浙江嘉兴打工的杨家海时，这个32岁的男人淡淡地说，自己只是丢了旧手机，记不得父亲号码就没再联系。

　　被问及姐姐骨灰的时，他停顿了一下，称尽管也在葬礼上听到三年送回的许诺，但他未曾算过姐姐的归期，也不记得接到过成都医学院打来的电话。

　　杨家海坦言，他外出打工以来，从未给父亲寄过钱，电话也是两三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打一次。姐姐过世前，他更多跟姐姐商量事情。他抱怨，“年龄大没文化”的父亲之前跟他打电话，总是用恨铁不成钢的语气，觉得他没赚到很多钱，三十多岁没结婚没小孩很没有出息。

　　他和父亲一样，将很多事情归因于钱。姐姐去世三个月后为谋生赚钱外出打工，没赚到钱所以暂时未与父亲联系。他承认自己不孝顺，但他有什么办法，每月打零工赚的两千多块钱只够养活自己。

　　“还是算了吧。”顿了几秒后，杨家海在电话那头拒绝了记者提供父亲手机号的提议。他说，父亲老到干不动了他当然会照顾，但不是现在。

　　相比下，当地爱心人士对杨正贵的关心更实际。今年5月，有人找到了当地媒体，杨正贵的故事因而为人知晓。

　　成都医学院说，他们这才知道这位苦命父亲的存在。“一定让遗体捐献者的家属感到温暖。”成都医学院在官方微博表示。

　　杨家姗骨灰得到了妥善处理。成都医学院购置了骨灰盒，派了专车，护送骨灰到筠连县一处公墓。

　　杨正贵原本是拒绝女儿骨灰进公墓的，他一度坚持入葬老家，为此坚持要一笔安葬费，亲戚和爱心人士轮流劝，他都妥协了。

　　筠连县红十字会出资购买了墓地。成都医学院拿了1200元现金。还有好心人，带来了两袋米和一壶油。

　　没有特别的喜悦，也谈不上失落，就像接受过往生活给予的一切那样，他接受了这一切。

　　最后的葬礼是苍松翠柏间举行的，杨正贵在一位远亲的陪伴下，怀抱女儿的骨灰盒，在众人的簇拥之下走上阶梯。

　　到了墓边，他垂手站着，看着人一块块砌好砖，放好骨灰盒，用水泥封好墓门。大理石墓碑用烫金字书写着：“筠连县遗体捐赠第一人杨家珊墓。”

　　这天是5月28日，杨正贵等待女儿的第1135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