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中青报曾刊载过一篇报道，说某地方政府为了获得更多土地出让金，以提高“政绩”，竟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在土地交易时找几家公司充当“托儿”，拍卖时只管叫价，以达到把价位抬高的目的。这种土地拍卖，实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黑色幽默。

　　房价该涨还是该降，其实是一个简单问题———经济发展上去，房价自然会涨。然而，目前房价究竟合不合理，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而争议无非是各种利益博弈的折射。中央政府希望房地产行业能健康有序发展，于是出台了土地挂牌交易制度，有效杜绝了地方官员随意批地背后的钱权交易。然而，有的地方政府为了让手里的土地卖个更好的价格，竟用上了这么一招，真可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看得咱普通百姓只能望房兴叹，徒叹奈何。尽管有专家警告说，地方政府卖地收银是寅吃卯粮，卖得太快会让下届或下几届政府面临无地可卖的困境。但在畸形政绩观的支配之下，依旧卖得不亦乐乎。为何?城市建设或曰政绩建设的最大问题是资金短缺，如何能使有限的土地获取最大的收益，在行政风险极低的条件下，一些馊主意往往更具示范效应，于是各地相继仿效，地价持续攀升也就不难理解了。

　　那么，是否非得从纠正“政绩观”入手改变这一现象?笔者认为，不妨参考一下香港回归前土地出让金的分配谈判，通过立法加以规范。

　　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土地出让金是城建资金和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香港也是。为保证回归后的繁荣稳定，中英双方经过多轮谈判达成一项协议，就是把1997年之前香港获得的土地出让金按实用年限划分比例，比如一块地是1990年出让的，出让15年出让金1亿港币，那么前港府就无权独享这1个亿(否则今后特区政府吃什么?)，而应该把一部分存入中方的账户(具体比例尚不清楚)。据新华社消息，到回归日止，账户上有近6000亿港币顺利移交特区政府，保证了新政府的顺利运转与香港经济的健康发展。

　　通过这一事例，我相信，为了地方政府的长远发展，实行土地出让金分期支付是一个有效且可行的方案。比如某市将一亩土地出让得了100万元，使用年限是50年。那么这钱就不能全归本届政府支配，而应上交中央财政后按年度分配。假设这届政府任期5年，就能因此获得10万元用于城市建设，而且换届后，新上任的领导也不必急着靠卖地来筹集资金，以前卖地得的钱，中央财政会逐年下拨。如此一来，既可遏制地方政府急功近利的冲动行为，又起到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效果。更关键在于，还能合理稳定地价，至少卖地时找“托儿”的现象就很难发生了，因为即使靠这种手段让地价上涨一倍，按年头一分又能多出多少，傻瓜也明白。

　　当前，合理稳定房价已被提到了一个政治高度，只是，在行政调控的基础上不妨走立法规范的道路，这才是长远之计。当年中英双方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围绕财富分配进行了22轮艰苦卓绝的谈判，那6000亿港币绝不是英国人心甘情愿留下的。而今，我国不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这就不存在什么立场分歧———那么，相关立法应该比当年中英谈判来的顺利吧?

　　希望于民有利、于国有利的土地出让金分配立法能尽早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