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依据的审查既是实务问题，具有极强的程序性、操作性，同时它又是一个理论问题。目前实务界在此问题上的混乱，有其操作层面上的原因，但根本性原因在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缺乏理论上的有力支撑。反映在立法上，可以说这一方面我们是“无法可依”。由此，实际操作上的随心所欲、恣意妄为等情形的出现也就见怪不怪了。正因为如此，对执行依据进行审查就成为执行程序中必不可缺的主要任务。其对执行依据进行审查的思路之源就在于此。

　　基于这样一种理论指导，强制执行程序自新民事诉讼法于1991年4月颁布实施以后，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个尴尬境地，一方面，民事、经济纠纷执行案件大幅飚升，执行工作的重要性突显出来;另一方面，“执行难”成了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挥之不去的梦魇。同时，“执行难”的伴生现象“执行乱”亦有愈演愈烈之势。在人们苦苦探求解决“执行难”、“执行乱”的良方利剂的过程中，不少有识之士开始反思我们既有的关于强制执行的理论，并逐渐认识到民事执行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是迥异的两类程序。

　　首先，两类程序中的国家权力性质不同。民事诉讼程序是以国家审判权，即司法权为基础的;民事执行程序是以国家强制执行权为基础的。(在中共中央中发11号文件中首次与审判权相并列地明确提出了“执行权”);

　　其次，两类程序的性质、目标、任务不同。民事诉讼的实质是对发生争议的法律关系作出裁判，确定权利义务关系，其目的是解决纠纷。强制执行的实质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实现裁判所确认的权利，其目的是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生效法律文书的权威和法律的尊严;再次，程序的内在构成和价值取向不同。民事审判有多种程序，包括一审、二审和审判监督程序，包括一般程序和特别程序。民事审判程序的设计以公正为基本价值目标，同时兼顾效率。强制执行程序相对民事审判程序来说是单一程序。强制执行程序的设计以保证公正前提下的效率为基本价值目标。由此，一门新兴的法学学科──强制执行法学应运而生，可以说强制执行法学是伴随着“执行难”的阵痛，在中发11号文件的催生下呱呱出生的一个法学大家园中的新生儿。

　　强制执行法学产生初始就面临着极大的历史挑战性和极好的历史机遇。说到挑战，是因为强制执行法学的研究在我国尚属起步阶段，而人民法院的执行实务又亟需成熟理论的指导，能否在尽可能短的期间里拿出一套论证严谨，科学务实的体系化成果，不嫡是对我们所有有志于此的研究者的挑战;说到机遇，是因为，1999年夏季，最高人民法院攻克“执行难”的决心得到了党中央的坚决支持，中央11号文件及时下发全国，发挥了巨大的“排难”作用，举国上下都在关注、研究强制执行程序，各级人民法院都在大张旗鼓地“以改革的精神抓执行”，从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推动强制执行法学研究前行的合力，这是我们必须把握住的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