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经历了恶性伤医事件的陶勇重新回到北京朝阳医院。回想复诊的第一天，陶勇形容自己像“大姑娘上花轿”，紧张又期待。时至今日，受伤的左手依然没有知觉，“像握了半年的冰块”，但他仍说“做医生有用钱买不来的快乐”。

    回归与期盼“有很多人在等着我”

    5月13日，出院刚满一个月，陶勇回到北京朝阳医院，重启门诊工作。

    回来后，他发现医院增设了出入口分流和安检，很多不知名的朋友寄来鲜花，看病的患者带来水果，“特别温暖，人也逐渐放松下来”。

    很多为了治疗等了陶勇大半年的患者，再见到他时很激动。有位认识了十年的患者父亲，再见到陶勇，看到他手上的伤，哭得很伤心。他说，这辈子就哭过两次，一次为了儿子的病，一次是为了陶勇。

    受伤期间，一名延安患者的母亲一直给陶勇写信。她的二女儿一直在陶勇这里治疗，病情控制得很好。但因为受伤，原本给这个女儿做手术的计划突然被打乱，患者眼睛每况愈下。虽然家里经济状况不好，但他们还是不想放弃任何一线治疗的希望，坚持为女儿治病。患者的等待和期盼，更让他觉得应该早点回到门诊中。

    陶勇接收的患者大多都是疑难杂症，很多都是之前在各地做过化验、检查，试验性治疗了很长时间，但还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每个病人都有一叠厚厚的病例化验单，常常需要耗费大量脑力。“每次接诊看病的过程，神经都是高度紧张，不亚于高考。”

    伤医事件之后，现在的他会主动做一些预防性措施，比如：让本院护工跟随、做好安全防范，把诊桌朝向门口、保持正面面对患者，警惕性提高了很多。“但当我坐在诊室，开始医疗工作，跟患者交流的时候，我其实反而会觉得更加放松。”

    看似矛盾却又统一。这次伤医事件中，前后有5个人见义勇为、替陶勇挡刀。这里面有本院医生，有路过的快递员，也包括志愿者。受伤治疗期间，满楼道的鲜花，慰问的视频、音频，从四面八方涌来。“原来，人真的可以对一个并不认识的人发出心底真诚的祝福和善意。这些更让我觉得患者就像亲人一样。”

    站起来“我来人世间这一趟，值得”

    2020年1月20日发生的恶性伤医事件虽然已经过去二百多天，陶勇说，现在一个人或夜深人静的时候，还会回想起那个可怕的场景。在近3个月的住院治疗期间，他自称“经历了人生当中最黑暗、最沮丧的时刻”。

    “但人总要往前看，要自己成全自己。”就像爬山一样，可能不小心被一块石头绊倒了，但总是要站起来，继续往前走。

    家人的坚强和鼓励是让他更加乐观、更加包容的重要原因。妻子承担了家庭所有的工作，照顾老人和孩子，让他专心养病。受伤后，父亲见到他的第一面，说起自己曾经上山砍柴，不小心用镰刀把腿给砍伤了，周围没有能帮助他的人，只能忍着疼，一瘸一拐地走30里路回家。“父亲说这些是想告诉我，很多人可能遭受的苦难比我更大。我没有理由怨天尤人。”

    患者的关心、慰问也是暖心的支撑。在得知他受伤后，曾经的病人和家属也都在第一时间给他发来了微信，甚至有病人家属要将自己的手捐给他，这所有的善意都让他心怀感激。“那时候我觉得，我来人世间这一趟，值得。”

    他以一种温和的姿态，推开了之前的不解、怨恨和病痛。“鬼门关里走了一圈，老天爷给我留了一条命，就是为了让我有给大家继续服务的机会。”

    养伤期间，他通过做直播、做科普、交流学术，把自己的时间填满。工作的繁忙可以暂时让人忘掉痛苦的事情，“通过这些事情能让我感觉到自己仍然是有价值、有意义的。虽然我的手不能像以前一样做手术，但我的大脑还在，还可以用我的知识和经验帮助到别人”。有价值、有被需要感也是支撑他走过黑暗时光的动力。

    新开始治病救人不止在手术台上

    半年多的康复治疗，陶勇形容“像是握了半年的冰块”。左手的伤口，最多的一处缝了四十多针，“尺神经”断了两下。一直到现在，他的左手仍然不能自主活动，连系扣子、拧毛巾、打字等这些原本平常的活动，对现在的他来说都成了很难完成的动作。因为没有恢复触觉，只是吃完一碗馄饨，左手就烫出来两个大泡。

    他的这双手曾经完成过15000多例眼科手术，最多的时候一天做86例，如今，他却要重新开始一段新的生活。

    恢复出诊后，每周三的下午是陶勇固定为患者看病的时间。其余时间，他也在临床诊治之外，用其他方式为患者守护一片光明。

    陶勇说未来想做好两件事：科研和科普。“不再像原来那样单纯地自己看更多的病人、做更多的手术，而是更多地从事医学的教育和科学技术的研发，以及医疗知识的科普，一定程度上其实可以造福更多的病人。”

    “上医治未病”，科学知识的普及，尤其是医学科学知识的普及，可以预防疾病的发生发展，让很多患者受益。减少疾病的发生，预防疾病，他认为是更重要的，“换一种方式吧，其实治病救人不一定是一直在手术台上”。

    科普是陶勇一直在做的事。他曾参加过北京市科普比赛并获得一等奖，每年会定期去社区进行科学知识普及。

    和过去相比，现在他开始更多运用新媒体手段，比如参与科普直播，最多的时候，一天三场。“现在通过直播，可以同时对很多网友进行科学知识的普及，受益面更广。”

    “我认为我没有从这个岗位上脱离。我还在治疗医学的路上继续前行。同时，我也更愿意去鼓励其他刚刚加入医学队伍，或者是这个领域里的医学青年工作者，我想告诉他们，其实这个领域里有很多其他用钱买不来的快乐。”

    从医是修行有消耗也有补给

    “当医生很有价值感，当你解开纱布，看到原来失明的人可以复明，看到原来不能工作学习的人重新获得生活希望，这些很有价值感的事情都是我从医的不懈动力之一。”

    学医的理想可以追溯至童年。七岁时，陶勇曾目睹医生用细针从母亲的眼睛里挑出一颗一颗白色的结石，让饱受沙眼之苦的母亲缓解了疼痛。这让陶勇感到医生的工作很有价值，那时他就有了要当一名眼科医生的想法。

    从医20多年，不是没有过动摇甚至想放弃的时刻，“值夜班很辛苦，传染病很危险，包括生活上的压力，或多或少都曾动摇过学医的信念”。在陶勇看来，选择学医，更多的是应该把医学当作修行的一条路，能坚持下来很重要的原因是有“补给”。

    陶勇接诊过太多困难的病人：眼部恶性肿瘤的孩子、白血病骨髓移植后眼部真菌感染的人、煤矿瓦斯爆炸造成眼外伤的工人、艾滋病人、结核病人……他觉得跟这些人比起来，自己的遭遇也没有那么惨。

    有一位认识了十年的患者父亲，为了给儿子治病，父子俩在北京住过地下通道，扛过包，当过保安，卖过报纸。但是他们还是很乐观，还保持着对这个社会的感恩的心。

    “所以，这一路上，很多患者的故事，很多你读过的医学前辈的故事，很多你曾经救治过的患者，他们摘下纱布的那一刻的那些故事，会汇聚成点点滴滴，就像路边的灯一样指引着你，不停地往前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