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初的一个午后，阳光格外刺眼。走出油麻地地铁站，沿着庙街，在甘肃街与炮台街交界处，玉器市场便映入眼帘。

　　玉器市场内，来往游客并不多。数个书信摊位于右侧角落，形成一排。“梁老易”，一个手写招牌映入眼帘，招牌下一位身着黑色马甲的长者轻摇纸扇，在两三平方米的摊位里等待着客人。

这位长者叫陈球，今年77岁。书信摊“梁老易”主要提供写信、报税的服务，球叔因此被客人们称呼为“写信佬”。每天早上，他从红磡黄埔的家出发，早上10点到摊位，下午6点准时下班。

　　摊位正中间是球叔的办公桌，一台老式打字机占据了三分之二的空间。40多年来，手指敲击打字机黑色圆键时发出的“哒哒”声，成为玉器市场里的独特音符。

　　球叔是越南华侨，年轻时在越南的一家美国影业公司当会计主任，精通中文、英语、法语和越南语四门语言。20世纪70年代，他离开越南来到香港。

　　初到香港，球叔在尖沙咀一家酒吧当调酒师。后经人介绍来到油麻地玉器市场里的书信摊“梁老易”当助手。“揾食不易，我白天在酒吧工作，晚上下班后就到书信摊帮客人们写信。”1979年，球叔正式接管“梁老易”，开始了“写信佬”的生涯。

　　事实上，20世纪40年代，香港就有“写信佬”。那时候电话还没有普及，人们远距离交流主要靠书信，有急事才会打长途电话或发电报。到了50年代，香港经济发展进入起步阶段，各行各业逐渐兴起。“写信佬”的生意也跟着红火起来，书信摊主要集中在油麻地云南里一带。

　　球叔介绍，书信摊的“写信佬”们来头可不小。“他们有的人曾从事高薪职业，只是步入中年后，为了维持生计，转而成为‘写信佬’。”球叔旁边书信摊的“写信佬”就曾是香港的粤剧名伶。

　　那时，找球叔写信的大多是背井离乡的人，有的来自内地，有的来自东南亚，但都不识字。他们在摊位旁念叨着对亲人的寄语，球叔就用打字机敲打下一个个字符。“他们一般会在信上简单问候亲人，只报喜不报忧。”

　　信件内容虽简单，异乡人的生活艰辛和浓浓的乡愁却瞒不过球叔。他回忆道，有些客人只身在香港打拼，一说到自己的辛酸史便泪流满面，他不愿意看见客人们伤感的样子，有时候还会拒绝帮他们写信。

　　“我们每天很早就开始为客人写信，到晚上才收工，有些客人还要排队等候。”客人多时，球叔每月收入数万港币。到了70年代，香港已有30多位“写信佬”。那时候长途电话费昂贵，很多客人依旧会找球叔代写书信，有中文信，也有英文信。

　　有些熟客，一光顾便是十几二十年。他们闲聊家长里短时，球叔总会耐心细听，从不多问。“我知道了很多客人的家庭故事，但要帮他们保密。”球叔说，这是“写信佬”的行业规矩。

　　到了上世纪80年代，香港开始普及教育，市民的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之后，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找球叔代写书信的客人越来越少了。

　　1997年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推行“两文三语”政策(两文为书写中文、英文，三语为讲广东话、英语、普通话)。特区政府公函及大机构的文件均为中英文版本，找球叔阅读及回复英文书信的人也不多了。

　　曾经光顾书信摊的很多客人都用上了手机和电脑，但那台老式打字机仍然占据着球叔办公桌的“半壁江山”。油麻地玉器市场里，也仅剩下三四位“写信佬”。

　　几天后，当记者再次见到球叔时，他正忙着帮两三位客人报税，这是他目前主要的收入来源。“报税也分淡季和旺季，旺季大约在每年的4月至6月。”摊位右侧多层文件柜里，放置着球叔7年来帮客人报税的单据。

　　“我们一般会帮小巴、的士、货车司机和小商家报税，每次收费约700至1000港币，比会计师便宜很多。”“写信佬”们深谙时代变化的规律，积极转型。

　　如今，球叔每天约有两三位客人找他报税，每月收入约一万三四千元港币。因为帮客人们撰写文件和报税，客人们改称他为“市民秘书”。

　　“不管是代人写信还是报税，我们都可以利用自己的学识为客人服务。”球叔说，他也喜欢这个称呼。

　　球叔许久不用老式打字机帮客人们写信了，但他还是很喜欢这台保留着岁月印记的打字机，敲击键盘时仍能发出清脆悦耳的“哒哒”声，仿佛时光倒流，乡音乡愁，耳语低回，纸短情长。

　　四五年前，球叔的听力开始衰退，腿脚也不再灵便，但他依然坚持每天上班。

　　“只要身体状况允许，我会一直守着这个摊位。”球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