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出台“全面二孩”政策，使得新一轮人口生育潮可能在2017年出现，这将对医卫和教育资源带来很大挑战。昨天，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就此展开热议，其中，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妇联副主席、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副院长郑珊和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丁洁在全国两会上联合提出，薪酬待遇问题是核心问题，建议直接给儿科规范化培养基地的青年医师增发专项医护津贴，以吸引选择儿科的青年人才。

　　医疗怎么办？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妇联副主席郑珊
全国政协委员、北大第一医院副院长丁洁
适当上调儿科医疗服务价格
    全面二孩将使得新一轮人口生育潮可能在2017年就出现，新增出生人口400万左右。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妇联副主席、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副院长郑珊和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丁洁认为，这将对医卫资源带来很大挑战，引发儿童医疗困境，“儿童看病难，儿科医师招聘更难”将更加突出。
    全国29个省、区、市生育意愿调查显示，约80%的家庭希望生育二孩。这对目前已捉襟见肘的儿童医疗意味着雪上加霜。
    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0至6岁人口超1亿，占世界同龄人口20%。2015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表明，2010年儿科执业医师10.5万人，2014年10万人，五年来绝对数减少5000名，儿科医生占比只有1.62%。我国每千名儿童0.43名儿科医生，参照美国每千名儿童1.46个儿科医生的比例，至少还缺口二十余万。
    目前，中国社会已从原来的父权中心转变为子女中心，这一特点对中国家庭求医行为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无论大病小病，孩子比成人的求医频率普遍要高出1至2倍，而高龄妇女的二胎健康问题会更加复杂。2013年儿科门诊人次近2亿。从目前儿童病床使用率和儿科医师负担情况来看，儿童医院的负荷在各类专科医院中最为沉重，儿科医护队伍极度稀缺，医患配比严重不足的矛盾愈发凸显，儿童医疗红灯频闪，致使病儿平均候诊时间长达4至6小时以上。
    为缓解儿童医疗日益加剧的困境，根治儿科“风险高、工作累、收入低”的根本，两位委员提出，儿科操作精细度高，需要花费更多时间精力，应适当上调儿科医疗服务价格，改变目前严重偏低的不合理价格体系。薪酬待遇问题是核心问题，建议直接给儿科规范化培养基地的青年医师增发专项医护津贴，以吸引选择儿科的青年人才。
    她们提出，还要加大对儿科医疗事业的投入，大幅度增加儿童专科病床日常运营补给，增加儿童保健和儿科疾病的专项研究基金，加大对儿科诊疗大型专用设备无偿支出，在学科建设上体现儿科事业的重要性和保障性。
    两位委员还建议设立为儿童医疗服务的专项研究奖励和人才奖励，让服务于儿童的医护人员有职业荣誉感。
教育怎么办？
全国政协委员、北航原党委书记胡凌云
教育将受冲击必须提前布局
    “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第一波受到冲击的是医疗，第二波就是教育。但是，因为教育的周期性，我们必须要提前做好预案。”在昨天政协教育界别的小组讨论中，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原党委书记胡凌云表示，全面二孩将对教育产生巨大冲击。
    胡凌云告诉京华时报记者，去年单独二孩政策实行时，学校外语系的负责人就曾向他吐槽工作不好安排，因为六七个女老师都怀孕了要生二胎，而且并不只是一个学校反映这种问题。
    胡凌云说，单独二孩放开后，不少媒体报道说并没有很多人真正选择生二胎，但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还是有所区别的，全面二孩从政策上把一批年龄相对大的人解放出来。他们的生育愿望还是很强烈的，比如某些高校，女教师比较多，而且多在35岁到40岁之间，下决心要生孩子的很多，都想赶上最后一班车，除了高校之外，中学和小学受到的影响可能会更大，因为中小学女教师的比例更高。
    “如果说更多女教师选择生育，是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对高校和中小学教育的第一波冲击，学前教育就是第二波，小学教育是第三波。”胡凌云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提出要做更高质量更加公平的教育，其实针对性最强的就是学前教育。不过，在对学前教育的具体措施而言，仅提到了“鼓励普惠性幼儿园发展”，还是在从费用的角度考虑。其实，应对二孩政策的影响，还是应该从幼儿园规范化、标准化以及师资配备方面着手，提前布局，让幼儿园的数量和质量都能大幅提升，满足二孩时代的需求。
    “现在每年的新生儿是1800多万，全面二孩放开后，增量可能会很明显，很有可能在3到5年内达到一个生育高峰，会带来一波波的冲击。这种变化可能是跳跃性的，但出生之后就面临着入园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按部就班，必须提前布局，做好配套服务。”
观念怎么改？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王名
建议恢复和重建生育文化
    昨日，针对人口形势严峻、全面二孩放开的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名接受京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面对当前长期低迷的生育意愿和已经式微的生育文化，建议恢复和重建生育文化。
    王名指出，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的以限制人口数量增长为目的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如今以“一胎化”为中心的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不仅是普遍的独生子女、大量的失独家庭、提前到来的老龄化冲击等种种社会问题，更为严重的是，“生育文化已名存实亡，传宗接代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几乎是天方夜谭”。
    王名认为，伴随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面临的不仅是“二孩政策如何落实”、“生育率如何提高”、“急速到来的老龄化社会如何应对”等中短期的人口政策或社会政策问题，更有如何恢复和重建生育文化这一根本的、长远的人口战略问题。
    王名建议，在积极推进和落实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同时，建议恢复和重建生育文化。他指出，在当今时代，传宗接代并不意味着以父系为核心的男尊女卑文化的回归，而是适应现代社会男女平等的一种新观念、新时尚。从根本上改变计划生育就是控制人口数量的陈旧观念，充分认识生育率最终处于替代水平或之上才是维持民族繁衍的必要前提。
王名还认为，要尽快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包括《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从制度上规范生育新政并为人口政策调整提供法律保障，尽快完善放开二孩的配套政策。
京华时报记者赵鹏张晓鸽潘珊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