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主观恶意的轻微犯罪，或积极赔偿获得被害人谅解的犯罪，可以和解从宽处理。

昨天，在郑州举办的2012年全国刑法学术年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说，要积极实践刑事和解制度，并作为特别程序规定在法律里。

宽严相济

核准死刑必须有内部附函

今年是1982年宪法实施的30周年，本届全国刑法学术年会的主题就是“刑法与宪法之协调发展”。

宪法讲究“尊重与保障人权”。作为目前刑法改革的重点之一，“宽严相济”正是对该主旨的践行。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张军说，最高法院下发了45条宽严相济的意见，但对于重罪依法轻判、轻罪有从严情节时依法从重，非常难把握。“不少法官只强调依法办事，对化解矛盾的意义认识不足。”

对于刑法永恒不变的热议话题——死刑，张军说，今后死刑核准时，除了写清楚理由外，还要有一个内部附函，说明为什么不能核准死刑，而且必须要援引落实宽严相济的意见，“如果找不到政策，就是没有依据。”

“但不是一味的从宽，片面追求轻刑化，对严重危害的犯罪，还要高压严惩。”张军说，去年故意杀人罪、绑架罪、黑社会性质犯罪等的重刑率分别为85%、74.6%、43.65%，远高于各类犯罪15%的平均重刑率。

刑事和解

在法律范围内要积极实施

虽然已触犯刑法，但可能是轻微犯罪，或事后得到被害人谅解，今后可能不予起诉，或通过和解从宽处理。这就是目前的创新司法活动——刑事和解制度。

张军说，为了化解社会矛盾，要积极实践刑事和解制度，并作为特别程序规定在法律里适用好，做到“案结、事了、人和”。

他举了一个典型案例：辽宁的一个父亲，为让孩子考上大学，买了一辆自行车，但还没送到孩子手里就丢了。因担心无法兑现承诺，他就偷了一辆，很快被抓。民警得知这一情况后，不但没有立案拘留，还凑钱给他买了一辆新自行车，最后只作出简单的行政处罚。“因为没有主观恶性，只是特定情况下偶尔犯了轻罪。”

张军称，对于加害人积极赔偿、获得被害人谅解、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的轻微刑事案件，检察院可以不起诉，法院可以从宽处罚。

这会不会沦为变相的“花钱买刑”？张军说，司法机关应明确哪些可以进入和解，哪些不能；还要严格控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防止被告人进一步违犯法律，迫使被害人接受和解，造成进一步的侵权和司法不公。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新增“刑事和解程序”，并做专章规定，预计今年12月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