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关于修改国家赔偿法的决定草案(以下简称决定草案)提交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洪虎表示:“如果意见比较一致，作进一步修改后，由本次常委会审议通过。”但是，在10月31日下午的全体会议上，决定草案没有交付表决。

　　国家赔偿法已经实施了14年，1995年出台时被誉为“中国法治建设的里程碑”，成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体现。2008年10月，国家赔偿法修正案(草案)首次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本次是第三次提交审议。

　　在10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局巡视员、副局长何绍仁透露，决定草案未提交表决的原因是，在审议中，一些常委会组成人员对草案的有些规定，如“赔偿原则”和“赔偿程序”等方面的规定，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决定，关于修改国家赔偿法的决定草案拟继续深入研究、修改。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决定草案尚有三大焦点问题需要解决。

　　焦点一：新增免责条款保留还是删除

　　胥敬祥，河南省鹿邑县杨湖口乡闫胥庄农民，从1992年起，在几乎没有任何有效证据的情况下，他被错捕、错判，含冤入狱13年，于2005年3月15日被无罪释放。2005年6月，他提出了国家赔偿申请，最终却没有得到任何赔偿。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学者刘品新曾评论说，现行国家赔偿法给司法机关“规避责任”留出了太大的空间。

　　学者所诟病的，其实是在国家赔偿法中居于核心地位的赔偿原则———“归责原则”，即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根据。因为现行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这一规定中的“违法”二字，决定了我国国家赔偿的基本原则为“违法归责原则”。据此，即便胥敬祥案的结果错了，但是如果司法机关能证明自己办案的法律程序没有错，胥敬祥便得不到国家赔偿。

　　让学者欣喜的是，决定草案把“违法”二字去掉了。决定草案将原法条修改为“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这就等于认可了‘结果责任原则’。”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表示，这意味着不管办案机关有错没错，违法不违法，受害人只要受到了不应当受到的对待，就有权利请求赔偿。

　　对此，委员们也有不同意见。本次分组审议中，周声涛委员表示，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利用国家赔偿法进行赔偿。但是在处理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和严重打砸抢烧事件时，为了平息事态，维护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在紧急情况下，“该抓的抓了，抓了以后，通过甄别，该放的就放”，对此，“适用国家赔偿法，操作起来有难度”。

　　记者注意到，决定草案第十九条规定了七项免责情形，其中第四项是新增的一项，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采取拘留、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基于同一违法事实，依法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处分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

　　“我认为这既谈了刑事处罚，又谈了行政处罚，完全是两回事。这样规定的话，可能会使有些机关免责。”严以新委员直言不讳:“这是一个矛盾，建议删除这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