嫌儿媳妇太懒多说了几句，没想到人家抱着孩子、拉着老公一摔门，走了！最近几天，仝大爷两口子跟丢了魂儿似的，坐立不安。

    “孩子从小就是我给看大的，几天看不见，我连觉都睡不着。”仝大妈跟老邻居说起5岁的大孙子，直抹眼泪。这几年家里添了孙子以后，儿子干脆带着媳妇孩子一起住了过来，老两口每天照看孙子、做饭、收拾屋子忙得没空歇脚，仝大妈的腰疼也越发严重；但好不容易清静下来，却失眠得了心病。思来想去，老两口做了一大桌子菜，想方设法让儿子劝媳妇把孩子接回来。

    老邻居笑她是“受累的命”，仝大妈却说：“儿子不光是让我们带孙子，也是怕我们寂寞，我们受点累，也高兴。”

    如今年轻人“啃老”已经成为见怪不怪的现象。大城市房价高，大多数年轻人靠工资不可能买得起房；工作压力大，双职工小夫妻很难兼顾工作和照顾孩子，于是本该压在年轻人身上的责任顺理成章地往上一代传递，“啃老”也被冠以各种堂而皇之的理由。

    不同于人们印象中那些已成年且有谋生能力，却赖在家里不工作，只靠父母供养的“啃老族”，如今更普遍的“新型啃老”方式往往更“不易察觉”。这些年轻人有工作，甚至有的还收入颇丰，有的以尽孝的名义，小两口长期带着孩子一起到父母家蹭吃蹭喝；还有的以工作忙为由，当起“甩手掌柜”，把孩子全扔给老人养。

    “新型啃老”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不少网友的热议。有人认为这是“看似尽孝，实则坑爹，是新型不孝”；也有人认为，“‘被啃’的一方才是问题出现的根源，总是大包大揽，养出了‘巨婴’，自己受罪还不自知。”

    “啃”与“被啃”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仝大爷和爱人忙活一辈子，给儿子攒下一套婚房，以为退休后终于可以享清福了。可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家一待就是3年，总说找不到称心的工作。

    好说歹说，仝大爷托关系给儿子找了个工作，刚入职前几年，月收入只有3000多元。儿子总喊钱不够花，仝大妈没事就悄悄给他口袋里塞上千把块钱。2年前，儿子终于成家了，也很快生了宝宝，仝大爷两口子却更担心了，“儿子还像个没长大的孩子，怎么照顾好孙子？”

    果然，儿子带着老婆孩子干脆一起住进了父母家。儿媳妇说，自己白天要上班，晚上陪孩子睡不好，于是小孙子从小就跟着爷爷奶奶睡。老两口每天买菜给大人做饭，还要给小孙子单独做一份儿童餐；要陪小孙子玩，还要打扫卫生，当然也顺便把儿子那屋一起收拾了。

    遇上能干的爷爷奶奶，小两口更心安理得地做起“甩手掌柜”。下班回家，一桌子饭菜已经熟了，俩人吃完饭连碗都不洗就躺在沙发上玩手机。赶上假期，两人还要“二人世界”去旅游几天。前阵子，仝大妈腰疼得厉害，想去医院看看，便问儿子和儿媳妇能不能请假看一天孙子。没想到，儿媳妇脸色立刻不好看了，说“请假一天要扣很多钱”，又说“您这老毛病，看了也好不了。”仝大妈有些生气，多说了几句，结果上演了儿媳妇带孩子“离家出走”事件。

    事后仝大妈也“想通了”，“都说常回家看看，我每天都能看见儿子和孙子，累也值了。”

    让老人帮忙带孩子的年轻家庭很多。明明有能力却依然全依赖老人供养自己的小家庭，便成了所谓的新型“啃老”。对老人而言，看似是儿女天天在身边共享天伦之乐，实际上他们也有苦难言，不仅失去了晚年的自由时光，透支了自己的身体，还得不断给孩子甚至孙子搭钱。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修教研室主任李伟认为，“啃老族”日益扩军的背后，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养老模式有一定关系。我国自古以来是以家庭为单位，父母养育下一代，而子女长大后再赡养父母的模式，因此中国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很难像西方国家那样分得特别清楚，“特别是父母对子女的关爱和帮助，并不会因为子女成家立业而停止”。

    近几十年来，特别是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中国家庭的规模在缩小，“421”的家庭结构里，独一无二的那个孩子从小就享受了更多特权，也使得“啃”与“被啃”的双方，都觉得似乎理所当然。

    中国一直有居家养老的传统，也确实存在一些子女难以兼顾对老人的照顾，使得一些老人反而希望继续“被啃”，在他们看来那是被子女需要，他们也愿意与子女共同承担生活压力。

    “板子不能光打到年轻人身上”

    刘琳琳和丈夫的工作越来越忙。几年前，他俩一个从天津调动到了北京总部，另一个也调往离家60公里远的新厂区工作。刘琳琳的父母自告奋勇接下重任，“你们俩忙工作，我们看孩子”。

    外孙女上小学后，老两口起早贪黑地接送。学校是市中心城区一所热门小学，当初外孙女能进这所学校，可是经过了百里挑一的激烈竞争。但学校离刘琳琳的父母家很远，大约有10公里车程。早高峰的时候，要走完这10公里路，对老两口而言非常艰难。他们每天5点多就起床，给孩子做早餐，然后3个人一起，赶在6点半之前出门，风雨无阻。

    一路上，要通过两座桥，穿过市区最繁华的主干道，然后开进堵得水泄不通的老租界区。那所学校就在里面最中心的位置，周围全是单向车道。

    70岁的刘大爷要在拥挤的车流中，蹭大约1个小时，才能开到距离学校最近的停车点，然后让老伴下车带着孩子走到学校门口，老两口再一起回家。下午放学时，两人再来接。晚上还要戴着老花镜，给外孙女辅导功课。

    刘琳琳告诉父亲，孩子从小什么都要学一点，于是老刘又给外孙女报了钢琴、舞蹈班，上3年级后，晚上又加了英语和数学补习班。老两口发现，两人每月退休金加起来，只够给外孙女交一门课外班的钱。即使这样，他们也咬牙没跟女儿提，“女儿和女婿每月要还几千元房贷，现在年轻人压力大，我们老人能多帮一点就多帮一点吧”。

    李伟认为，“新型啃老”现象增多，与社会经济发展随之带来的各种问题有密切关系，“也不能光把板子打到年轻一代身上”。

    比如大学毕业生逐年增多，经济形势却面临国内外下行趋势，人才供给和需求出现结构性矛盾，自然会有许多大学生毕了业但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对于这些人来说，只能暂时先在家“啃”父母，再逐步寻找和确定自己的发展方向。

    对已工作又成家了的年轻人而言，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快速攀升，加上通勤时间长、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导致他们要想在大城市立足、安心打拼，就不得不继续向父母求助，比如需要老人凑钱买房或交首付，比如请老人代替自己来抚养孩子。

    这也使得一些老人在给子女提供帮助的同时，也逐渐习惯了过度参与子女的生活，大事小事全揽在自己的身上，明知“被啃”却还是不能放手。

    年轻人晚熟 亟须培养责任意识

    如今的年轻一代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物质条件得到极大改善。李伟分析，“421”的家庭结构使得年轻一代不再必须肩负起“反哺”家庭的重担，与此同时，整个社会对于就业、婚姻等方面的观念也更加多元和包容，“这些都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但也容易让人们忽视了年轻人对家庭应有的责任。”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从事人口学研究30余年，他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年轻人的成长期变得越来越长，表现为他们普遍晚熟，也更依赖父母。

    对80后、90后的这代人而言，很少人有饥饿的记忆，特别是90后的成长环境更为优越。但他们的父母一辈却对贫困有着深刻的印象，从物质匮乏的时代走到今天，很多父母心中有一种执念，就是“不能苦了孩子”。这也使他们主动愿意牺牲自己的晚年生活，贴钱贴精力，愿意让孩子甚至孙子来“啃老”。

    每年迎新生入学，李伟都会见到形形色色的家长和孩子。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三代人一起来学校的；也有学生自己背着行囊来报到的，“好像谁也没觉得谁更稀奇”。李伟明显感觉到，全社会对人们不同选择的包容度都变得更大，这也让年轻人有了更多选择的机会。但同时，他们也存在抗挫折能力较差，责任意识不强等问题。

    “各种形式的啃老流行，其实都是多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现象，因此要缓解这个问题，也需要政府、社会等各方协作形成合力。”李伟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帮助年轻一代树立更多的奋斗精神和责任意识，“无论是进入职场，还是建立家庭，这些敢于面对困难和挑战的品质，对人一生的成长都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