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示公信力就是物权外观值得社会公众普遍信任，法律保护基于这种信任所产生的物权变动后果，它以公示推定力和决定力为基础。公示公信力表明，通过法定外观表现出来的物权足以让普通的社会公众信赖，只要在这种信赖的基础上与这种外观所显示的物权人进行交易，一般都能达到交易目的;更进一步，即使外观与真实权利状态不一致，也不能一概导致已经发生的物权变动失效。比如，甲在出国期间把电脑交给乙保管，乙通过网上交易将该电脑卖给丙。由于乙占有电脑，根据推定力，法律推定乙是所有权人，只要丙不知道乙并非真正的所有权人，而且也进行了交付，乙对电脑的占有就作为受法律保护的公示形式产生相应的公信力，接受交付的丙就能据此确定地取得所有权，甲对电脑的所有权因此就一去不复返。当然，失去所有权的人并不因此成为法律的“弃儿”，他还可以在债法、国家赔偿法等其他法律框架内寻求救济。

　　之所以如此，主要因为占有代表动产物权是生活与交易经验的总结，基本上反映了交易实践，即使有时候占有不能表现真实的动产物权状态，也仅仅属于少数的例外。按照交易实践的常态制定交易规则，符合人们在交易中的预期，是比较有效率的制度选择。相比之下，不动产登记是政府专门机构通过法定程序进行的，既有政府信用的背景，又有正当程序的保障，登记的内容无疑具有最大的可信度，因而具备相应的公信力。

　　公示公信力还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就是与原物权人的利益相比，物权法优先保护以第三人为代表的社会公众利益，原物权人不能通过物权法的救济方式得以保护。在法律保护的框架内，两全其美当然是最理想的境界，但是法律在许多利益冲突事项上都不能两全，而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在上面的事例中，虽然甲和丙都是无辜的，但是物权法只能要么维持甲原有的物权，要么使丙取得物权，公示公信力规则保护的正是丙。当然，并非所有的法律都选择了这种立场，比如，在不动产物权领域，罗马法、法国民法、日本民法均否定登记公信力。应该说，在财产流转性高的交易环境里，公信力规则是更可取的法律政策选择。[13]

　　对公示公信力的理解，应把握客观与主观两层意义：首先，凡具有法定外观的物权，都具有向社会公众宣示相应权利状态的法律效力，潜在的交易者可以信赖这些外观所表征的权利真实性。在一般情况下，当事人不必另求证据以形成权利存在的确信，从而可以减少交易费用。其次，特定当事人对公示应当产生信赖，如果权利外观和真实的权利状态不一致，知道或者在特定交易环境中应当知道这种不一致存在的交易相对人掌握了更多的权利状态信息，他们实际上信赖的是这些信息，而不是公示信息，所以不受公信力规则的保护。就此而言，公示公信力实际上是在“奖懒罚勤”，在鼓励社会公众信赖公示的权利信息，而这也包含了一个法律许诺，即当事人不必另费时费财在公示权利之外寻求更真实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