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某夫妻原有一处房屋，该房屋因城市建设需要而被拆除。房地产开发公司在拆除了吴某家的旧房以后，又为吴某夫妻安置了一套新的住房(套房)，并向吴某夫妻交付了安置房及该房的产权证明单、发票等用于办理产权证的证件。2003年5月26日，吴某夫妻与李某签订了房屋转让协议，约定由吴某夫妻将开发公司为其安置的房屋转让给李某，价格为8万元，李某预付定金2万元。协议同时约定，待吴某夫妻的房产证办好后，李某一次性交清余款6万元。同日，李某向吴某交付了“定金”2万元。后因吴某夫妻反悔，不愿履行合同，李某向法院起诉，要求吴某夫妻继续履行合同，并协助其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吴某夫妻则辩称，其房屋未办产权证即转让，双方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违反了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属于无效合同，应该予以解除。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主要形成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7条第(6)项规定，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地产不得转让。本案被告吴某夫妻的安置房屋未取得房产证，故其与原告李某签订的转让协议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确认转让协议无效，并驳回原告李某的诉讼请求。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被告吴某夫妻对新安置的房屋享有所有权，其有权对房屋进行处分，而且，该房屋转让协议是在当事人双方完全自愿的情况下订立的，其内容并不违反民事法律规范，故转让协议有效，原告李某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

　　二、不动产登记的立法模式给本案带来的冲击

　　大陆法系的不动产登记制度，有两种基本的立法体例。一是实质主义登记体例，二是形式主义登记体例。所谓实质主义登记体例，即登记具有决定不动产物权设立、转移、变更和消灭能否生效的立法体例。也就是说，在不动产上发生的一切变动都必须经过登记，否则不生效。这在德国法律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在德国法律中，物权变动采物权行为主义规则，除产生物权变动债务关系的债权合同以外，还需有关于物权变动的合意，即物权合同。同时在动产中，物权的变动除了这两个合同外，还要有动产的交付，而不动产则为物权变动登记。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律也采此立法例。但在奥地利等国家的民法中，登记虽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却并未采取德国的物权行为理论。所谓形式主义登记，即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移和消灭，仅以当事人的法律行为作为生效的充要条件，登记与否并不对物权变动合同之效力产生影响。然不登记之物权不得对抗第三人。此立法例由法国民法典创立，后来为日本民法典所吸收。在法国，没有物权行为的概念，其一般理论为物权变动是债权合同的当然效果，只要当事人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标的物合法并能确定，则物权变动便产生有效之效果。不动产物权登记只发挥简单的公示作用，不产生实体权利之决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