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涛

　　5月11日上午，一封特快专递寄往全国人大常委会——广州市荔湾区宝华街宝庆新南约10号、12号楼80多户居民，紧急上书全国人大，指荔湾区“恩宁路连片危 破房改造拆迁项目”依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对新南约10号和12号楼的拆迁有悖《物权法》原则。该上书认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超越立法权限，与《物权法》相抵触，应予撤销或者改变。”(《新快报》5月12日)

　　我并不想打击这些上书居民的热情，但不得不指出这样一个严峻的事实——这种公民上书极有可能的结果就是石沉大海。从2003年“三博士”向全国人大上书要求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以来，到笔者与同事一起向全国人大上书要求对《婚姻登记条例》及《黑龙江省母婴保健条例》进行违宪审查，公民上书可谓风起云涌，但无一例外是石沉大海，没有任何一起上书启动了对法律、法规的违宪审查。

　　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结果，无非在于，我们根本没有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违宪审查制度。在普通的行政诉讼中，对于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被视为抽象性的行政行为而不能提起诉讼；我们国家也没有建立专门的宪法法院或者宪法委员会，利用诉讼的形式专门从事违宪审查；而对于“公民上书”，完全适用的是行政程序而非诉讼程序，法律并没有规定全国人大必须启动审查程序，甚至没有规定是否需要答复上书的公民和多长时间进行答复。所以，公民上书要启动对法律、法规的违宪审查，何其艰难？

　　没有违宪审查，公民的物权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以保障公民私有财产为己任，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的《物权法》的出台，曾经承载了多少民众的梦想，但是，西方法谚说得好：“无救济，即无权利”，无论立法者在《物权法》上信誓旦旦地宣示了多少条民众的权利，如果这些权利没有救济渠道，都会成为“水中花，镜中月”。公民当然可以就侵犯物权的行为提起诉讼，但是如果地方人大或者政府机关利用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将《物权法》赋予的公民权利架空，法院能否再依据《物权法》来为公民提供司法保障就得打上个问号？一个事实是，法院没有违宪审查权，不能宣告与上位法冲突的法律、法规、文件无效，并且法院的人财物通常受到地方行政控制。因此，如果公民不能通过有效渠道来挑战与上位法相违背的法规，宣告其无效，则《物权法》上的权利无法指望得到司法保障，也就无法成为真实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