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耕地危机

　　我国耕地的严峻形势可概括为：一多三少，即耕地总量多、人均耕地少、耕地后备资源少、优质耕地少。目前，我国人均耕地在世界上处于低水平，只有1.59 亩，不到世界人均耕地的一半。全国已有666 个县(区)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0.8 亩警戒线[1];在我国耕地中，中低产耕地的比例高达83.2%;我国未利用土地多分布在我国的西部海拔较高、缺水、气候比较恶劣的地方，开发难度和成本较大。同时，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耕地不断被占用，我国耕地逐年减少。从1949—1980 年，30 年净减少耕地2200 万亩，而1981—1995 年的15 年中，净减少耕地超过8100 万亩。其中，在“六五”期间，平均每年减少耕地700 万亩，“七五”为400 万亩，“八五”为500 万亩。其中，1986 年至1995 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2963 万亩，比韩国的耕地总量还多，平均每年占用近300 万亩，而实际占用耕地数可能要比统计数多的多。1997 年和1998 年分别减少203 万亩、394 万亩[2];1999 年虽然通过开发、复垦和整理，全国增加了607.6 万亩耕地，但除去建设用地和生态退耕后，全国耕地仍净减654.9 万亩。2000 年全国减少耕地2493 万亩，全年补充的耕地只有463 万亩[3]。另外，我国耕地还面临荒漠化的威胁。受荒漠化影响，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的耕地中40%有不同程度的退化，土地沙漠化正以每年315万亩的速度发展。土地沙漠化是我们看得见的病症，而土壤质量下降却是隐藏的危机。全国有30%左右的耕地遭受不同程度的水土流失危害;全国还有20%的耕地受到工业三废和农药污染。总之，各种建设占用耕地以及水土流失、耕地沙化、盐碱化、土地污染等的广泛存在使我国有限的耕地使数量不断减少，质量不断下降。

　　二、城市化中的盲目性

　　建国以来，我国人口城市化水平已由1949 年的10 %提高到1995 年的28.85%，城镇总人口达到3.5 亿。城市数量也由1950 年的122 个发展到670 个，镇有1978年的2176 个发展到现在的16702 个;城市化率也由1978 年的17.92 %上升到1999年的30.09 %。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不仅意味着城市面积不断扩大，而且意味着城市发展对土地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大。这一需求即包括城市发展对土地的“自然需求”，也包括由于某些原因引起的“人为需求”。前者使土地资源得到重新配置，而后者造成城市规模迅速扩大，使我国耕地保护雪上加霜。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的城市化过程还存在几次遍及全国的建设“高潮”，如开发区建设热、房地产开发热、广场热，以及近几年出现的大学城热。不可否认，这些大工程、大项目的施工建设，对提高我国城市化水平、改善城市人居环境、加速工业化过程、促进现代化教育和社会的发展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建设对耕地丧失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开发区热

　　开发区的建设一般走的是外延扩张、数量增长的道路，“开而不发，圈而不用，多征少用”，而且多占用水源充足，地势平坦的优质农田，修了马路，通了水电之后，多数又下马，投资难以收回，进行复垦开发又需要巨额投资，因此很多未建设的开发区依然荒废闲置或转作其它用途。特别是省级以下的开发区，数量多、面积大，资金来源不足，从而形成了大量土地闲置。有关统计显示，仅1992 年一年，“开发区热”就占掉了耕地2400 万亩。据国家建设部公布的资料，截至1993 年3 月宣布清理时，中国大陆县级以上的开发区已达6000 多个，占地1.5 万Km2，比中国当时城市用地面积总量1.34 万Km2 还多出0.16 万Km2。国家实施清理措施后，开发区热得到有效控制。但是近两三年来，开发区热又有所升温，改名之后又在各地涌现，如“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园”、“工业园区”;更有甚者，把早已撂荒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名字一改，就变成了“高新科技园区”。

　　2.房地产开发热

　　1992 年全国的房地产共完成开发投资732 亿元，比1991 年猛增117 %。1992—1993 年全国各地大搞房产开发，许多地方建别墅、豪宅。不仅仅城市如此，不少农村受利益驱动，也热衷于开发房地产，尤其在城乡结合部建了大量的高级住宅。但由于建设脱离实际，大部分建筑闲置，或转作养殖用房，或成为拾荒者的乐园，还有一些缺乏资金没有建完的“半拉子楼”。在城乡周围建设了一片又一片的各档次的住宅，如某某社区、某某度假村。这些华而不实的建筑，不仅造成紧缺的建设资金沉淀，同时还挤占大量的耕地。据国家建设部公布的房地产市场数据，1995 年我国商品房空置达5046 万m2，到1996 年底为止，我国商品房积压已超过6800 万m2。近些年来，伴随着住房制度改革、旅游开发以及城市新区建设，房地产形势又有所升温，房地产又进入新的一轮开发周期;更名后又在各地出现，如“旅游房地产”，在北京、上海、大连、青岛、海南、广东、福建、深圳等地已开工的旅游房地产项目达到近百个，以“高尔夫、滑雪、冲浪、野外运动”为主题的休闲度假住宅、别墅、酒店超过80 家。

　　3.大学城热

　　伴随高校制度改革，全国各地纷纷兴建“大学城”、“大学区”、“高教园区”。按照规划，湖南岳麓山大学城区域范围达44 km2[4];仙林大学城总面积34 km2[5]，建设总投资50 亿元，大学城用地规模为117.42 km2[6]。在北京，南有廊坊东方大学城，北有昌平吉利大学城;陕西“西部大学城”计划征地400 ha[7];温州高教园区大学城规划基地面积约333.3 hm2;此类建设不胜枚举，甚至当地只有一个省属师范大学分校的某地级市也要建一个大学城。大学城建设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已有大学的城市，不断扩大大学的建设面积和招生规模;没有大学的城市引进大学，或者以中专及专科学校为依托建设大学城。同时，大学城建设也带动房地产的发展，已与房地产开发形成一种联动效应，共同扩大规模，共同蚕食耕地。

　　三、盲目开发的恶果

　　1.耕地占用过多，威胁农业发展、社会稳定和我国的食物安全

　　耕地资源是经济发展中不可替代的生产要素，是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耕地是基础的基础。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已占用了太多的耕地，据不完全统计，各地开发区共闲置土地61 万亩，其中有18 万亩荒耕地;88%的闲置土地和撂荒耕地在省级及省级以下开发区内;在加上房地产建设热使全国约有750 万hm2 土地被破坏、撂荒。而且，各种建设占用的大多是城市周围地势平坦、区位优越、水源充足、土壤肥沃的耕地。如近年来迅猛发展的小城镇，其新增建设用地80%以上为扩展周围用地，60%以上面积为良田沃土[8]。城市化的无序发展已经占用太多，长此以往必将影响农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和我国的食物安全。要保证我国持久的粮食安全，必须要有稳定的耕地面积和一定数量的优质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