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8月31日消息，上课外班，对于当前中国的学生来说根本不是什么新鲜话题。早在4年前，中国教育学会发布的《中国辅导教育行业及辅导机构教师现状调查报告》就披露，我国中小学课外辅导行业的市场规模已经超过8000亿元，参加学生规模超过1.37亿。

    当把这些数据具体到14岁的北京初三学生晓婧身上时，她的状态是：“从上小学六年级开始，我没有度过一个没有课外班的周末和寒暑假”“我上过的课有很多种，有线下班课、线上班课、线下一对三、线下一对一、线上一对一”“今年由于疫情家里格外开恩，只给我报了英语和物理两科，而且课程都是线上的”“我不算累的，我的几个朋友更忙些，整个暑假都没有见过面，都有课外班，能把时间凑在一起很难”……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中学生群体特别是城市中学生群体中，晓婧的课外班负担并不算很重，不少晓婧同学们的“标配”，至少是“语数外”三门主科。

    普遍并不意味着正常。这么多的课外班是否会影响中学生的课内学习？中学生能否摆脱被众多课外班“加身”的命运？记者带着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采访。

    “卖萌+卖艺+红包”叠加起来的刺激，有几个中学生能抵抗？

    按理说，对正在青春期、叛逆期的中学生来说，强迫他们做自己不喜欢的事并不容易。那么，他们对繁重的课外培训负担不反感吗？

    “我还挺喜欢课外班的老师的。”与晓婧同为新初三学生的付山说。

    记者采访付山时，正赶上他暑期的最后一节网课。因为有结业式，主讲老师留出了20分钟的时间，结业式已经开始了，屏幕上是正在给学生们演唱日语歌的代班班主任。

    记者跟着付山一起听了一会儿，并不怎么好听。不过，在滤镜下的老师穿着雪白的裙子，抹着鲜艳的口红，时不时做出萌萌的表情，给人的第一感觉是醒目、新鲜、可爱。当唱错时，老师会马上说：“哎呀！真不好意思，老师这里唱错啦，老师给你们重新唱这句。”

    付山看得聚精会神、听得津津有味，时不时露出开心的笑容。

    这种“卖萌”+“卖艺”的模式并不只有付山喜欢，在讨论区里，天南海北的学生们有的给老师打出“666”，有的打出“可爱的小姐姐”，更多的人送出一朵又一朵玫瑰花，总之各种评论“刷刷刷”飞快地在屏幕上“跑”着……

    “虽然一次课得有两个小时，但是时间过得也挺快的，热闹。”付山说，尤其是疫情期间，所有的课外班都搬到了线上，虽然少了线下上课时的真实感，但是，老师不会被学生随便接下茬儿、有同学听不懂、有人迟到等事情打断，每次线上上课时都能感受到老师的精心设计。

    不过，真正吸引付山两个小时一直坐在电脑前的是不断出现的刺激：上课前，老师会要求学生们提前进“教室”，老师会用这段时间带着学生们复习上节课的内容，为了吸引学生，老师会在微信群里发个“暗号”——可能是一串数字，也可能是某个词语，老师在复习的过程中突然提出“开始对暗号”，在评论区写出正确暗号的同学，就能得到老师送出的学分“红包”。这个“对暗号”的过程会在整个课程期间出现几次，而带着不同学分的“红包”则会贯穿于上课的整个过程中，回答问题、做练习、各种互动，都能得到学分“红包”。

    付山指着桌上、书架上凌乱摆放的几个小文具、笔记本说：“这些都是用攒起来的学分换的。”

    这些小物品能吸引中学生吗？

    记者在采访青少年游戏成瘾问题时，不少专家解释，很多游戏在设计时便有一种即时反馈机制，正是这种机制的存在会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欲罢不能。

    而现在的课外培训班也充分利用了这种机制，吸引中学生的并不是那几个学分，而是这种适时出现“游戏中”的感觉。

    “红包”也不只是学分。有时，比如，在招生的关键时刻，培训班老师会在微信群里发几个真红包，或者因学生取得好成绩，老师也会发个真红包鼓励一下。

    再加上时不时出现女老师卖萌，男老师耍酷，刺激的频度和强度如此之高，中学生们怎能不就范？

    “都是我们这些学校老师给不了的。”北京市海淀区一所中学的校长说，学校老师上课的时候不会给学生这么多“刺激”，因为，“老师的目的不仅是教学生知识，还要让学生学会情感的交流、学会人与人之间的正确沟通方式，而这些都不是马上能看到结果的”。

    不过，中学生的喜欢也不完全都是因为刺激。

    晓婧告诉记者，她非常喜欢课外班教物理的大勇老师，“疫情期间所有的课都是网课，学校的物理老师也是上网络直播课，但是我每次上课都会觉得困，使劲儿听也听不懂，45分钟的课总是昏昏欲睡。但是第一次上大勇老师的课，竟然一点儿没犯困，两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虽然大勇老师也会发学分红包，但是，他讲得特别有意思，有时候我根本忘了领那些学分红包。”晓婧说。

    不是在培养你的孩子，就是在培养你孩子的对手？

    无论中学生是被培训班老师的真本领吸引还是被连环刺激吸引，课外培训班首先要说服的是中学生的家长们。

    有人说中国家长都是一群在剧场看戏的人，前排有人站了起来，后面的人为了看清楚也只能站起来，慢慢地，站起来的人越来越多，这就是所谓的“剧场效应”。

    不过，对于不同的家长来说，选择哪个时候“站起来”还是需要一个契机。

    今年秋季开学，徐涵的儿子就要升入高中了。“幸好我坚持住了，要不然真不知道会在哪个学校报到。”徐涵说。

    在众多大城市家长中，徐涵是比较淡定的，除了篮球、羽毛球，小学6年，徐涵没有给儿子报过其他的课外班。初中，儿子因为体育特长上了一所名校。

    虽然上了初中，徐涵依旧延续着小学时的做法，除了督促儿子完成学校的作业，大部分时间都让儿子在球场上度过。

    最初的几次考试，儿子成绩并不理想，但是徐涵认为总要给孩子一个适应的过程，也就没有提更高的要求。到了第一学期期末，儿子迎来了中学阶段的第一次大考。这一次，儿子的成绩不但没有提高，还差得让徐涵无法接受：“全年级一共400多个学生，我儿子排在380名。”

    在一个“过来人”的指点下，徐涵来到了一个规模不大的培训机构，这个机构的特点是，可以针对不同学校的教学特点，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培训，一般三四个学生就能组成一个班。

    问了徐涵一些大致情况后，培训机构的老师说了这样一句话：“家长您太大意了，您要知道课外班如果没在培养您的孩子，那么就一定在培养您孩子的竞争对手。”

    “这句话让我恍然大悟。”徐涵说，尤其是当她看到儿子即将加入的那个小班的同学时，甚至一瞬间有了“五雷轰顶”的感觉。这个班加上徐涵儿子一共4个人，都来自同一所学校同一个年级，“其中两个我知道，他们每天中午都会跟我儿子一起打篮球，常常听儿子念叨他们，谁想到人家从学校出来后就来这里补课了。我真的体会到了老师所说的话：儿子的‘竞争对手’都已经在这里学了一个学期了！”

    都说培训机构最擅长用“鸡汤”忽悠家长，不过，这“鸡汤”也要合家长口味才行。

    现在大城市的很多家长都有“通过学习改变命运”的奋斗史，这个过程让他们知道竞争的滋味，也深深理解竞争的残酷。当课外辅导班的老师把那句“鸡汤”抛出来之后，立刻勾起了徐涵的回忆和斗志，“我并不期望儿子能有多大的成就，但是至少别低于我们现在已有的水准，不能再掉下去。”徐涵说。

    很多家长跟徐涵抱有类似的想法，他们认为自己努力跨进的“门槛”，并不保证让孩子“进入”，而是决定着孩子是不是被“排除”。

    在高强度的补课后，徐涵的儿子成功地升入了所在名校的高中部。

    在这场学生、家长、学校、校外培训机构的较量中，谁是受益者？

    一旦进入这个逻辑，就很难找到界限了：报多少班才能保证不“掉出来”呢？

    付山这个暑假只有每周四一天是空闲的。暑假刚开始时，妈妈给他报了5科：语数英+物理、化学，暑假快结束的时候，同样的课程又来了一套，“干吗学两次！我向妈妈抗议，她给我的回答是：知道我学了会忘，开学前再复习一下。”付山说。

    不过这样的结果对于培训机构来说是好事。

    “自从给孩子报课外班以来，我的一年就开始跟着培训班的春季、暑期、秋季、寒假4个交钱季来划分了。”徐涵说，课时费每个小时350元，一次两个小时，一季大概15次课，仅一科就是1万元，“一年4次，钱就这样被培训班收割完了”。

    家长也心疼钱，所以，对孩子上课外班盯得格外紧。

    北京市某中学校团委的一位老师介绍，有一次举行校际间的篮球比赛，商量比赛时间的过程特别纠结，“只有下午5点以后是大家共同的空闲时间，但是却是最不能安排比赛的时间，因为大多数孩子有课外班，根本凑不齐上场人数。”

    在这场学生、家长、学校、校外培训机构的教育较量中，学生失去了自由支配的时间，家长失去了金钱，学校也失去了原来在教育上的霸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