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酬不成怒摔手机：拾金索酬不等于漫天要价
　　一种说法
　　与其在道德要求上高谈“拾金不昧”的缥缈，不如建立道德要求实现的公平机制。
　　这两天，一位宁波大妈的视频火了。她捡到一名年轻女子丢失的手机后，索要2000元酬劳，但失主只拿出了500元现金，并送上一筐杨梅表达谢意。于是，大妈不仅拒绝归还手机，还在失主报警后怒而把手机摔碎。
　　大妈这种行为，不仅是对拾金不昧传统道德的恶意亵渎，也是对现行法律制度的直接触碰。《物权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因此，大妈捡到手机返还失主是法定义务。
　　另一方面，《物权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这一条款，强调了对拾得人权益的保护。
　　只不过，现行制度并未对“保管遗失物支出的必要费用”作出进一步的制度设计，这里的“费用”更多是停留在现金层面。如果支出了可见的200元，失主应当支付。但如果只是付出了等待失主的2个小时，又怎么算？进一步来说，本案中的大妈有没有权利要求回报呢？
　　不少国家认为，拾金不昧是美德，但要求一定的回报也是可以的。譬如，德国规定，拾得人可以向受领人请求赏钱，具体比例为5%或3%；俄罗斯规定，拾得人可索取20%以下的报酬；日本更严格，受领人须向拾得人支付该物件价值5%以上、20%以下数额的报酬。
　　然而，在国内，许多人对给拾得人奖励的做法不认同，认为“拾金不昧”会堕落为“抽成”。
　　这一点忧虑，其实大可不必。与其在道德要求上高谈“拾金不昧”的缥缈，不如建立道德要求实现的公平机制。2001年，辽宁的一个小朋友拾得近20万元现金，将失物送到派出所后，其母希望失主领取失物后能送给小朋友一面锦旗。然而，失主却表现冷淡，“我不会送锦旗，而且一分钱也不会花。她拾到钱，就应该还给我，如果她不还就是违法。”的确，她不给你是违法的，但失主这样的行为公平吗？
　　在伦理学的视野里，公平体现了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均衡，也是道德义务主体对其应有的道德权利的对等要求。在拾金不昧的主题中，在拾得人那里它是道德义务，在失主这里它是道德权利；拾得人在履行了道德义务之后，应有权利得到失主的赞誉、表彰甚至于回赠，而失主应有义务给予拾主以赞誉、表彰甚至于回赠。这种互动都是道德层面上的。如果失主不给予赞誉、表彰甚至于回赠，很可能妨碍拾金不昧社会风气的养成。
　　道德要求的实现离不开主体的自觉，但不应将其单纯地归结为自觉。进一步来说，在法律设计上给予明确比例的奖励，既符合理性经济人的时代规律，也能推进现行法律的公平机制。
　　现行《物权法》更强调失主的合法权益，肯定了拾得人的道德义务，却忽视了拾得人的道德权利，没有体现公正、公平的道德精神，无助于拾金不昧的道德提倡。因此，要在现有的道德框架下约束大妈的行为，无异于牛栏关猫。
　　当然，拾金索酬并不等于漫天要价。就本案来说，大妈索要2000元酬劳无疑是偏高的，摔碎手机的行为更是涉嫌故意毁坏公私财物、非法占有和敲诈勒索。同样，在前述的德国、俄罗斯等国，“拾金而昧”面临的法律处罚都是相当严厉的。这方面，我国或许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