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 艳

钱钟书先生的《围城》里，主人公方鸿渐四年倒换了好几所大学，在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了几门课，最后不得已从一个在美国的爱尔兰人那里买了一张“克莱登大学”的假博士文凭。从此，克莱登大学成了假洋文凭和国外“野鸡”大学的代名词。

而最近的一则新闻却让我们知道，原来假洋文凭早已经与时俱进，你甚至不用出国，只要花钱，就能直接在国内拿到国外大学的毕业证，最重要的是，这个毕业证不仅跟真的长得一样，而且还能通过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官方认证。

说起来花钱买文凭这事已经传了很多年，但人们都认为是黑中介坑蒙拐骗的手段而已，不曾想真能与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里应外合，来个“真认证”。要知道这一认证程序是专门针对学历真假难辨的问题而设立，留学生们回国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认证学历，因为这是所有用人单位聘用人才的主要依据。

如此说来，文凭的“真假”还真说不清楚了，虽说是假文凭但却是真认证。

元培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洪文在接受科技日报采访时表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巨大的市场需求。这个需求群体，有出国留学但没有获取学位、学历证书的留学生，也包含没有出国留学经历，但希望获取留学文凭而为自己“镀金”的人。

巨大的消费需求直接催生了这个扭曲的市场。洪文说，由于目前留学目的国中有部分没有跟我国签署互认通道，因此无法实现学生信息资源的共享，需要认证中心以人工方式与对方学校取得联系，从而验证学生留学信息的真伪，而恰恰是在这个环节，给了某些不法分子可趁之机。留学学历学位认证上的大漏洞，让人们看到了监管制度的缺失。

他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中介公司是无法独立完成认证任务，因为绕不开认证中心这一环节。因此可以肯定的是，认证中心内部有“内鬼”，双方存在着隐秘而庞大的利益链。换句话说，中介公司和认证中心内部人员充分利用制度的漏洞，完美地复制了留学认证的整个流程。

从《围城》描述的弄个假洋文凭到高校混职位的1930年代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假文凭还是这么“吃香”，甚至“套路”越来越深，这背后的原因引人深思。洪文认为，这种风气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国内对留学仍然存在着某种盲目的迷信和夸大，许多招聘单位对留学经历的要求和推崇更是促使很多人把留学文凭看出了证明自身价值的重要佐证材料。

中科院一位青年研究员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他毕业后就到中科院工作，迄今已是十几年，他的后辈们基本上都是海归，而且都是顶着青年千人计划等头衔回来的，给的各方面待遇都很好。

“确实在一些领域，不是海归没法混。这一切会让那些没有能力或条件获取洋文凭的人铤而走险，寻找可以伪造欺骗的途径，并愿意为此付出极高的代价”，洪文说。市面上，一张这样的假文凭要卖到15万人民币甚至更高，这项业务不是某一家中介在做，也不是刚出现的新事物，背后是巨额的利益链条。

要改变现状首先就是切断利益链——相关部门需要加强监管工作，完善认证工作流程和审核制度，尽可能消除利益交换的渠道和空间。洪文建议从两端着手，一方面要对学历造假者采取严惩措施，将其列入诚信黑名单，对其学习、工作和创业进行针对性的限制。另一方面，留学认证中心、中介公司中涉嫌学历造假的相关人员，必须依法追究。

在他看来，这都算是治标的行为，如果要治本，解决之道是要在全社会进行价值观的有效引导，积极发挥舆论的导向和监督作用，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和法律观，从而消除留学造假滋生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