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畅

　　在今年75岁的刘志贤家里，摆着一张摄于50多年前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他，青春稚气，目光清澈。他的老伴曹素珍指着照片说：“这就是借钱那时候拍的。”

　　她说借的钱，面值5元，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数额微小，价值不高。至今，在刘志贤周围的一些人看来，他从河北省任丘市出发，辗转近2000公里，回到自己曾经工作过的甘肃省庄浪县万泉镇，只是为了归还这5元钱，多少有点小题大做，甚至不可思议。

　　“50多年前，这5元钱相当于半个月的生活费。”刘志贤心里却有着不一样的理解。

　　在他眼里，这没有及时归还的5元钱，带来了良心的不安、人生的遗憾。刘志贤说：“人家信任我，才愿意借钱，要是不还上钱，就辜负了这种情谊，背叛了这种情谊。不还钱，一辈子能心安？”

　　 当年，他借了5元钱

　　刘志贤出生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石佛乡西石村，1949年10月与曹素珍结婚，1951年他们有了第一个儿子。1952年，刘志贤进入当时的天水地委党校干部训练班学习，半年后，被分配到甘肃省庄浪县新泰区（现万泉镇）政府工作，任助理员。

　　那是实行“供给制”的年代，衣服、鞋、袜都是发的，一般干部吃大灶，科级干部吃中灶，县团级干部吃小灶。作为一般干部，刘志贤的伙食标准是每月12元，还有几元零花钱，基本用来买牙膏、肥皂等日用品，生活拮据。

　　1953年7月，刘志贤接到一封家信，得知自己的堂兄从山西大同煤炭学校毕业后，顺道到老家探亲，希望与他见上一面。

　　刘志贤急于回家，但发现自己囊中羞涩。别说买东西往家带，就连路费都没有。

　　50多年后，岁月流逝，记忆消磨，但借5元钱的情景和对话，却一直烙在刘志贤的脑海中——

　　他拿着家信找到区政府秘书万孝军说：“万秘书，你看，我收到封信，想回家看看，请个假。”

　　万孝军是当地人，比刘志贤年龄大一些，他说：“去吧。”

　　“我身上没钱。”刘志贤很窘迫地说。

　　“要多少钱？”万孝军问。

　　“5元钱。”

　　“行啊，我借你5元钱吧。”万孝军爽快地从兜里掏出钱。

　　带上钱，刘志贤很快回家了。一个星期后，返回区里。随后，到了发补贴的日子，刘志贤找万孝军还钱，不巧，万孝军不在，下乡了。

　　天各一方

　　不久，刘志贤接到通知，被调到庄浪县朱店区粮管所。他离开的时候，发现万秘书不在。这时，刘志贤心想，从新泰去庄浪县城要路过朱店，不是很远，只要自己人在朱店，一定能与万秘书碰上，把钱还上。他万万没想到，一个多月后，还没等碰到万孝军，自己就又被调入石油系统，到兰州报到去了。此后，与万孝军见面的机会越来越渺茫，还钱的事就放下了。

　　到了兰州，刘志贤暂时住在招待所，他所在的西北石油管理局西北运销公司准备搬往酒泉。刘志贤心想，等自己的工作地址固定下来，一定给万秘书写信。

　　1953年10月，刘志贤到了酒泉，进入玉门矿务局运输处。1954年年初，刘志贤写了一封信：万秘书，因为工作调动，咱们分开了。很想念你。借你的5元钱，想还给你。不知你的地址变了没有，请来信告知，我好把钱寄给你。

　　信寄出去了。很快，又被退了回来。不久，刘志贤抱着试试看的心里，又寄出一封信，这一次，没有退回来，却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到了1956年，刘志贤又寄出了一封信，还是没有任何回音。随后，他转战于甘肃、青海、新疆，参与开发石油，住过马棚、窑洞、地窝子，再也没有联系上万孝军。

　　1960年，刘志贤举家来到新疆。其后，他担任了沙湾农场教导员。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他有了批斗、游行、“戴高帽子”、“架飞机”等种种经历。1967年春节，他经历了3天3夜的连续批斗。这样的经历，让刘志贤对人生和世界有了更深的认识，“在你面前成天说好话的人，关键时刻，可能反戈一击、落井下石；在你面前总提意见的人，关键时刻，可能反而挺身相帮，为你说话。”“文革”结束后，一名曾经在“运动”中用板凳打过他的人向他道歉，刘志贤原谅了他。“过去的，就过去了，人和人之间，怎么能互相记仇呢？”他这样认为。

　　但是，内心里，他还有一件事情感到不能原谅自己。这时，他家已经有8口人，6个孩子，每月靠他110元的工资养活。每到月底，他的钱就不够花。因此，几乎每个月都要跟沙湾农场机耕队队长李宝荣借钱。有时，借几元钱。有时，借十几元钱。但每月只要一发工资，刘志贤就立刻还上。在信息不通、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他心里一直记着：万秘书的钱还没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