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元消费账单变成3200元

2014年2月，南京的王先生翻看信用卡账单时，突然发现，2014年1月份自己的信用卡消费了3200元，这几乎是他一个月的退休金。但是王先生怎么也想不起自己曾经花过这么大的一笔钱。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信用卡消费记录显示，3200元是在南京惠东百货超市店消费的。按照上面标明的日期和消费地址，王先生回想起自己1月16日曾在这家超市买了一瓶酒，但价格是32元钱，并非3200元。

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他立刻赶往惠东超市去询问。然而超市老板的回答，却让王先生大感意外。

据超市的惠老板回忆，王先生3200元的消费是买了烟和酒，加起来是3198元，然后又拿了两个口香糖，凑了一个整数，所以刷了3200元，“他刷了3200元，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的”。

但王先生说，当时，他用那个扫码的，叫了一声，然后一扫，嘴里面还念叨一句32，卡一刷，刷完以后叫我输个密码，这个密码都输惯了。也不要看就把它输进去了，然后自己一签。

可是超市老板惠先生却认为王先生的这种说法没有根据，因为在刷卡时他的POS机清晰的显示出3200元，而且王先生也签字认可了这笔消费。

就在双方互不相让的时候，王先生发现超市有监控镜头，于是他提出要调看超市的监控录像。然而，在监控录像中，王先生买酒的这段画面，竟然不见了。

一审对簿公堂，双方都无法举证

双方的分歧和矛盾不断上升，2014年2月下旬，王先生以不当得利为由，将超市老板惠先生和朱女士夫妇二人起诉至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2014年4月30日，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法庭上，原告王先生提出，在超市刷卡签单的时候，他自己并没有看金额，他完全是听到店员说了32元的金额才签字的。

王先生说自己的右眼失明，左眼也受到了严重影响，所以不容易看清楚。为此，王先生拿出一本2009年由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核发的残疾人证，证明自己确实是四级视力残疾。

可是，被告惠先生认为，王先生在超市购买商品，POS机打印出明显的消费金额，惠先生又亲自在消费金额上画了圈提示，原告王先生签字认可。如此完整的购物流程，怎么能仅凭王先生一句当时看不清，事后才发现，就可以认定超市多刷了钱呢？

法庭上双方都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这3200元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并且超市里关于这一段过程的监控录像消失了，无法直接看到王先生当时购买的商品，不过，如果能提供出当时在超市结算的购物小票，自然就能弄清事情的真相。

于是，法官要求超市提供当天消费的机打小票或者当天、当月流水账单，以此证明王先生究竟购买了什么商品，但是，法官的这个要求却遭到了被告的拒绝。

法院：超市举证不能，败诉！

要监控，王先生购物的那段录像不见了，要小票或盘点清单，超市又说他们没有，这眼看就成了无头案。不过，做生意连利润都不算，这不能不让人心生疑虑。超市真的没法提供购物小票？没有留存电脑记录的吗？

为了验证被告的说法，法院在庭下安排了一名工作人员，到被告经营的超市进行了消费，在结账时，惠先生对购买的商品进行了扫码，并在购买者的要求下提供了消费小票。

法院经审理认为，就本案而言，虽然由原告提出主张，但超市的举证能力显然强于作为普通消费者的王先生，所以，由超市一方承担举证责任，说明王先生到底是如何消费了3200元的具体事实，更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主审法官李庆表示，超市这一方在整个庭审过程当中，始终没有办法提供相应的证据，法庭认为，超市应该承担一个举证不能的一个法律后果。

2014年10月29日，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朱丹明惠先生妻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王冠涛不当得利款3168元，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朱丹明惠先生妻子负担。

二审超市仍不能举证，驳回上诉

一审过后，被告超市的惠先生不服判决，上诉至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中，超市陈述说王先生当时是买了两箱酒、两条烟，酒是金六福酒，烟是中华香烟，总价为3316元，打完折后是3200元。这与超市在一审中所说的购买了苏烟、口香糖等陈述不同，当法官质证时，超市也依然拿不出任何证据来佐证他的说法。

2015年5月4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提醒：一定要现场核对消费金额！

其实这起纠纷中，原被告双方都没有提交出强有力的关键证据，而法庭两次判决更多考虑的是双方的举证能力，从实际效果上保护了作为消费者的一方。

现实生活中，便利的新型消费形式和法律纠纷总是纠结在一起的，本期的刷卡金额之争无论对于消费者还是商家都是一种警醒，在消费现场双方认真核对消费金额、多提醒多沟通，同时保留好购物小票、监控等关键证据，只要多一份细心少一点侥幸，莫名的消费单将不会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