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得时效被物权法草案否定纯粹是基于立法技术上的原因，认为取得时效应与诉讼时效"接轨"，不应单独规定在物权法中。

　　然而，两种时效所依据的事实状态、时效期间的确定因素、两种时效的适用范围、举证责任分配、时效期间计算、法律后果等均不同。

　　据此，两种时效制度应当分立，无法"接轨"。

　　诉讼时效取得时效物权物权法一、问题的提出在我国民事立法历史上，取得时效制度命运多桀。

　　继1909年的《大清民律草案》将取得时效规定于第一编总则之后，1929年至1931年，分编草拟、分期公布的《中华民国民法》在物权编对之作了规定。

　　但在1949年以后，这一制度即不见踪影，曾经"三起三落"的中国民法典起草中，取得时效未被考虑写入，而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在制定过程中，民法学术界曾对之展开过讨论，但鉴于前苏联民法的影响，否定意见仍占绝对优势地位，故此一法律仅规定了诉讼时效。

　　此后，讨论仍在继续，但风向渐转，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伴随物权理论渐成时尚，取得时效成为几无争议的物权法制度为学者所赞同，在两部物权法学者建议稿中，均有相关的详细规定。

　　总的来说，自上世纪50年代后至今，在我国民法理论中，取得时效从绝对的否定到绝对的肯定，其变化主要源于人们对这一制度"违背我国拾金不昧、物归原主传统美德"之观点的遗弃。

　　但是，在全国人大法工委2004年8月形成的物权法室内稿中，取得时效制度被取消。

　　其时，笔者在由法工委召开的专家讨论会上首先就此提出质疑，所得解释是因有同志认为"取得时效应当与诉讼时效接轨，故物权法上无须规定"。

　　笔者和其他学者当即表达不同意见，但在同年10月正式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稿中，意见并未被采纳。

　　其后，于今年6月再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物权法审议稿中，取得时效制度仍未予规定。

　　很显然，取得时效此番被否定，不是基于观念上的原因，而纯粹是基于立法技术上的原因。

　　取得时效能够与诉讼时效"接轨"或者被其"吸收"吗表面观之，取得时效似乎是消灭时效的反面表达:就占有人方面观察，物权人的财产被他人非法占有时，如果占有人对财产自主、公然、和平、持续占有至一定期间，即依法取得所有权或其他物权;而就权利人方面观之，则权利人不行使其权利达到一定期间，即丧失其权利或者权利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