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不单是孩子一个人的错，感化、挽救犯错的孩子，也应该成为包括家庭、社区、政府、司法机关在内的全社会的责任。

　　2018年以来，媒体报道了多起低龄化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案件，数次引发公众对低龄少年犯罪问题的讨论。这股讨论热潮也延续到了今年的“两会”上。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悦群表示，“对涉罪未成年人，永远都应该立足于教育挽救，而不是处罚犯罪。”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则提出具体的矫正思路：构建精密的罪错未成年人研判机制，对罪错未成年人的家庭环境、心理健康状态、违法犯罪动机和原因等进行深层次探究。王悦群委员还建议，建立强制性亲职教育制度、推广引入社区服务令制度等。

　　检察机关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处理，主要秉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鉴于此，在具体案例中，比起在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上打转，我们更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对这类未成年人进行帮教、干预和事前预防。

　　拿建立精密的罪错未成年人研判机制来说，细致了解未成年人的家庭、心理状况和犯罪动机，对不同情况分类处理，则很有必要。只有找到具体原因，事前预防和事后挽救才能“有的放矢”。

　　今年2月最高检发布的《2018—2022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中提出“探索建立罪错未成年人临界教育、家庭教育、分级处遇和保护处分制度”，也是着眼于根据不同情况、不同阶段、不同程度，进行不同的处理方式。

　　按照《刑法》第17条规定，对罪错未成年人通常的处理方式是“责令家长或监护人管教”。但揆诸现实，很多未成年人犯罪背后都或多或少有家庭教育不当的影子，甚至有些家长或监护人本身就存在很多问题。如果简单地把犯了罪的未成年人“还”给家长或监护人，有时无法达到挽救的目的，甚至容易再次走向犯罪。

　　而在家庭教育缺位的情况下，司法又该如何补位？

　　王悦群委员的提议是：管好“熊孩子”需要形成合力，积极促进党委领导、政府支持、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未成年人犯罪帮教社会化体系建设。事实上，她提到的，也是我们当下实践中正在探索的方向。

　　近年来，我所在的广东英德检察院，会同当地政法委、教育局、司法局、公安局、团委、妇联等机构，与学校合作建立了一个封闭式、准军事化管理的学校型社会化帮教基地。

　　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对基地的每个孩子都会做详细评估，针对他们的犯罪原因、成长经历、家庭情况等方面进行调查，再根据评估结果制订具体的帮教计划。

　　同时，基地也成为分析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样本库，通过分析犯罪原因有针对性地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做到事先预防。

　　总之，未成年人犯罪不单单是孩子一个人的错误，其中家庭教育缺位、社会不良影响、执法疏忽等都可能导致未成年人走向犯罪深渊。因此，对未成年人犯罪原因加以探究，并对症施策地教育、挽救孩子，也应该成为包括家庭、社区、政府、司法机关在内的全社会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