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赌场，本质上是一种灰色秩序对正常社会管理的突破和冲撞。它们多设在城乡接合部地带，就在于瞅准了该区域社会管理相对薄弱。

　　赌场每场赌局开4阙牌，每阙牌开60把，每把牌只需要20秒左右，“一场牌局下来，可能就有人倾家荡产”……近日新京报记者暗访发现，仅在大兴区及周边，就有至少4家地下赌场。这些赌场开在偏远的厂房内，“连公安都找不到。”有些赌场“开了一二十年”，碰到严查时，赌场就一天换一个地方“打游击”。

8月26日下午，记者回访这些赌场发现，往日人声鼎沸的赌场此时大门紧闭，赌场内部已经清撤一空，赌客早已四散而去。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也已成立专案组，对大兴地下赌场开展侦查打击工作。

　　内部管理森严，外部专人放哨，这样的地下赌场，俨然是电影场面的再现。早在2016年，新京报就曾报道过北京一藏身高档公寓的“地下赌场”，报道刊发后，经过一个月的侦查打击，专案组警方转战山东、河北、黑龙江等地，先后控制嫌疑人35人。

　　三年后，地下赌场再度浮现，说明其潜伏周期或“繁殖”能力不可低估，对应的治理力度还需升级——地下赌场运作的隐蔽性与“反侦查能力”，本也对精准治理提出了高要求。

　　地下赌场，本质上是一种非法秩序对正常社会管理的突破和冲撞。它们多设在城乡接合部地带，就在于瞅准了该区域社会管理相对薄弱。有赌场看场人员就称，所在赌场在镇里已开了一年多。该赌场能发展为固定场所，跟隐秘运转不无关系，但每天都有大量人来车往，并非是在真空中运作，所以基层治理还得更缜密。

　　这就需要，积极推动基层治理力量下沉，让城乡接合部的管理得到必要补强，防止部分违法犯罪行为因治理力度不对等而钻空子、向基层转移。无论是属地警方，还是社区、村委会及街道、乡政府等，都有必要在打击涉赌行为上“力往一处使”，联动协作，提高打击的“力度”和“准度”。

　　只要治理精力聚焦了“靶点”，再严的地下赌场也并非没有“缝隙”。这次记者暗访一家赌场期间，一名内线在一天里就先后发送了3处定位，中午说在房山，下午就变成了大兴，“狡兔三窟”，的确挺考验侦查效率。但几十上百人的“客流”，加上专门的接送车辆(有车辆一上午往返接送就达到8次)，动静已经不小了。特别是一些赌场设在偏远地方，贸然闯入这么多车辆和异常操作，难免显得突兀。

　　所以，打击地下赌场还得靠基层治理力量下沉，既要通过激励举措鼓励“内部吹哨”，也要弥补公共治理网络的薄弱地带。除了设局诱赌，那些地下赌场一般也会涉及高利贷。而当前的扫黑除恶专项行动打击对象，就包括非法高利贷、暴力催债等行为。鉴于此，在扫黑案件存在涉赌情节时，对其的处理不妨与打击地下赌场相结合，从一些关联案件中找到蛛丝马迹和突破口。

　　地下赌场的存在，不仅催生个人和家庭悲剧，也在损害正常的社会经济和管理秩序。虽然隐蔽运行，造成的危害却是显性的。基层有关部门也宜提升其在治理序列中的排位，压缩其遁形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