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起初是赌博，然后吸毒，接着贩毒。眼睛也一点一点看不清了。她的家成了毒品小卖部，马仔也越来越多。她总说自己连生活都不能自理，但只用了三年，她就成了一名毒枭。被她席卷而去的还有她的家人。她没什么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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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多岁时，她觉察到一些症状，比如夜盲。她喜欢赌博，后来去赌场，就需要有人陪着，天黑了她看不见。这个病是家族遗传，到一定年纪脑神经萎缩，夜盲慢慢恶化，变成白内障。她的父亲和哥哥都被遗传，几近失明。每隔几年她会做一次手术，有次在南京第一眼科医院动手术，因为对其中一件药物过敏导致休克，险些丧命。手术的效果甚微，到2010年，她的视力恶化。2011年，她几乎看不清什么了。那年她满五十岁。
　　听人说，她就是在那个时候染上毒品的。赌场里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有人拿冰毒叫她吸，她想吸一口没什么，却再也戒不掉。她以贩养吸，做起了毒品生意。平常，她吸毒就在位于集庆门的家里。她把房门关上，在卧室对着阳台的一张桌子上用冰壶烤着吸食。每天有人找她吸毒，有的自己带货过来，有的是她请的。很多人想认识她，是为了免费混吸两口。
　　在南京集庆门一带，她名声很广。想从她手上买点冰毒的，都得敬她几分，称一声“陶姐”，熟悉点的朋友叫她“陶子”。马仔们都知道，“陶姐是发大货的。”
　　陶姐的真名叫陶光玉。陶姐个子小，一米五五，身材有些胖，是上了年纪的缘故。她中长发，发梢带点卷，眉毛像一弯细细的月亮，是年轻时候纹上去的，眼睑也纹过。她失明后，依旧维持化妆的习惯，就是没法精致了，只能对着镜子模模糊糊地抹点粉，再摸索着擦上口红，也能看得出旧时的绰约。
　　关于陶姐的经历，有很多传奇的部分，现在很难去确认了。有时她和别人聊起，倒会说“我的经历可以写成一本小说了。”
　　她自幼在江宁区陆郎镇上长大，高中毕业以后，在江宁东山修电器。陶姐年轻时候很漂亮，颇像影星关之琳。个子虽然小，但身材丰满，皮肤雪白。她18岁和镇摆水果摊的男人结婚，19岁生了女儿叶美娜。没多久，她的老公生病死了，她成了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
　　她跟过一个残疾人，是个独臂。男人很暴力，经常打骂她。她后来还认识一个大学生，两情相悦，但男方家庭不同意，那段感情最令她遗憾。27岁，她在东山街开灯具店，认识了一个台湾人。1993年他们结婚，她把女儿留在陆郎，独自一人跟随他去台湾生活了几年。在台湾，男人做灯具，她开酒吧，生活风光，赚了很多钱，她对别人说台湾的明星猪哥亮也很仰慕她。
　　2000年，她回到大陆，和台湾丈夫两地分居。丈夫每年到大陆三四个月陪她生活，给她带一些钱，大约一万美金。他们在2010年分开。
　　回到南京之后，起初她仍开灯具店，接着在莱迪开服装店，都不长久。她痴迷打麻将，在麻将档能呆上几天几夜，陆郎镇的赌博猖獗，她会开车去陆郎赌博，一晚上的输赢有十几万元，桌子上的钞票都是红面的。
　　服装店倒闭之后，她开始放高利贷。每天的生活剩下要债和打麻将。在麻将档，她的口碑很好。一是牌桌上风云不测，难免有手头紧的时候，但她从来没有拖欠过麻将档的钱；二是她不小气，性格豪爽，什么人过来她都能聊上几句，有时牌友问她借个一千两千的，她也不吝啬。后来她贩毒，她曾经试图发展麻将档里的牌友成为她的下家。
　　要找陶姐并不难。沿着集庆路往北走到来凤街交叉口处，有一间花店，花店的右手边有一扇红色的大铁门，迈进铁门有一栋九十年代建的七层楼房。她住在三楼。房子是2002年买的，当时花了26万，前后翻修过两次。最近一次翻修，她让手下的马仔重新买了一台保险柜。
　　房子约70平米，陶姐住靠左的主卧，和阳台相连。有些人是电话联系好了再买，有些熟人直接上家里买，提出要多少货，陶姐拿货给对方。货提前分好，用不同规格的封口塑料袋包装，放在柜子的抽屉里。有一盎司装的，24克，算大包，有6克的，叫“四分之一”，最小包的是1克。
　　很多日常的毒品交易在这间卧室完成，陶姐也是在这儿被抓的。2013年5月14日，有人从深圳带货给她，刚完成交易，警察冲了进来。她验货的时候吸了几口。那可能是她最后一次吸毒。三年后，她在南京市看守所被执行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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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被抓的除了陶姐，还有她在陆郎镇的父亲、哥哥和嫂子，以及哥哥的女儿。这件事在陆郎镇闹得沸沸扬扬，都说她把全家都卷进了毒品。在陶家，陶姐最小，排行老三，却是家中唯一一个走出陆郎镇的人。陶姐在外发迹后，陶家的命运因此而改变。
　　她在陆郎菜场旁买了一套两层的门面房，哥哥在一楼经营一间烟酒店，每年收入近十万元。她的父亲和母亲住在二楼，平常由哥嫂照顾。父亲是盲人，母亲是瘸子，右腿膝盖年轻时被冻伤，信仰基督教。每年，哥哥交给她五千元房租，她把这些钱算作老人的抚养费。她也出钱为她姐姐家盖房子和承包藕塘。陶家人爱钱，会经营，在镇上颇有些名声，这名声多半是陶姐带来的。
　　兄妹三人中，只有陶姐的姐姐没有瞎。姐姐是全家的老大，小学没读完便辍学务农。和陶姐相比，姐姐样貌平常，老实本分，没那么精明，嫁给了一个酒后暴力的丈夫，性格中有农村妇女惯有的懦弱一面，姐妹俩唯一的共同点是都爱打麻将。
　　2012年，姐姐去她那儿给她烧饭，打扫卫生，相当于保姆的角色，陶姐每个月给她一些钱。有几次，陶姐让姐姐替她送小包的冰毒到楼下交货。那年10月的一个下午，她的姐姐两次下楼交货，第一次是6克，第二次是0.4克，被人举报，警察逮捕了她，判刑一年零两个月。
　　同时，警察在集庆门的家中搜出约65克的冰毒，陶姐作为主犯也被抓了，但和姐姐不同，她因眼部残疾而取保候审，没有被关押。这是她第二次贩毒被抓，第一次是在2011年，她被判刑两年六个月，缓刑三年。考虑到她是盲人，生活不能自理，被监外执行。
　　眼疾似乎反而为她贩毒带来某种便利。在集庆门一带，陶姐的家几乎是个公开的毒品小卖部。她心存侥幸，认定自己是盲人，即便被抓也无法入狱。甚至外边传言，陶姐和警方有合作关系，是个线人。到后期，进货量越来越大，她不藏着，把货倒在大碗里，碗放在桌上，马仔像分面粉一样将冰毒称重分装，包装后的冰毒搁在卧室的柜子里。有马仔开始从她那儿拿货，再卖，变成她的下家，每卖一克冰毒她分给下家50元。除了冰毒，她发出去两百多万的高利贷，她也依靠冰毒让吸毒的人帮她要债。
　　在陶姐的下家中，有一个人比较特别，是她的侄女陶佳佳，是她哥哥的女儿，长期住在陶姐家。每个月陶姐给她三千元，做一些跑腿的活。比如当她的眼睛，陪她打麻将，搀扶她下楼，帮她跑银行。后来，陶姐把集庆门的房子过户到陶佳佳名下，以她的名义抵押贷款120万元，用于放债。但这些琐事尚不构成犯罪，直到2013年初，陶佳佳怀孕，她开始参与毒品交易，帮陶姐发一些小包的冰毒，陶姐每个月给她五千元。
　　陶家人中，陶佳佳某些方面和她的姑妈相似。比如头脑灵活，办事利落，个性争强好胜。她在南京读的大专，是学校里的学生会干部。有一年暑假，她在陆郎的赌场跟着桌上的人押输赢，一个暑假赚了3万元，她用这笔钱学姑妈放贷，每个月的利息是900元。她爱财，精打细算，贩毒之前，靠打零工存了10万元。另一方面，她又有小镇女孩传统的一面，比如不抽烟不泡吧，不乱交男朋友——她唯一的一次恋爱是和她的丈夫，他们是邻居，青梅竹马，相当于两个家庭的媒妁之言。婚后他们买了一套房子，欠了40万元的房贷。或许为了还清贷款，当她的姑妈告诉她“怀孕是铁保，警察抓住了也会放了的”，她便答应了。
　　陶姐的姐姐也有个女儿，叫方雪，比陶佳佳小5岁，从小一起长大，姐妹俩感情深厚。从2009年开始，她们同住在陶姐家的另一间卧室。由于常常有人来吸毒，房子里烟雾很大，气味熏人，她们回来之后就直接进卧室。后来方雪交了一个男朋友，搬了出去。2013年年初，陶佳佳给她发短信，“方雪，我也开始卖货了。”“你怎么也开始卖货了？”“想赚钱啊，哈哈。”
　　几个月之后的一天晚上，陶佳佳回到陆郎镇，和她的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坐在一起商量。陶佳佳说：“后面姑妈会把冰毒放在店里面，要是有人来拿的话，就卖给对方。因为我怀孕，爷爷眼睛看不见，姑妈讲即使警察抓到了，也处理不了我们的。”她也考虑到孕妇不能完全规避风险，生完孩子还是要坐牢，于是她对爷爷说：“冰毒由你来负责卖。”
　　他们商量了一个明确的分工。如果陶佳佳在烟酒店，由她负责送货给买家；如果这个人是生人，她就把货交给她爷爷，让买家到店里来拿，由母亲负责数钱；如果交货时间在晚上，就叫父亲陪着爷爷和母亲送货，确保安全。如果他们被公安机关发现，就都推到爷爷身上，因为爷爷年纪大，眼睛也不好，公安机关不能把他怎么样。
　　商量完之后，一家人觉得可行，但大家都没有说话。陶佳佳知道，等于默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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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过陶姐的人都觉得她有江湖大姐的风范，你要是表现得没听说过她，她会得意地告诉你：“我陶姐在集庆门很有名气。”她行事张扬，曾多次被带进派出所，她称有些是替人顶罪，因为她是盲人，犯事儿不会入狱，反而有助于她建立名声。之前，她因为赌博分别在2006年和2008年被警察抓过，只是罚些钱。2010年8月，她在家里开设赌场，被查封。12月，她再次在麻将档被抓，那次她不仅赌博，还吸了毒。
　　在麻将档，陶姐认识了一个男人，名叫陆童。陆童1969年生，比她小8岁，中等个子。由于常年吸食毒品，他看上去黑而瘦，颧骨突出，目光有些涣散。他在南京三星河小学读到四年级辍学，后来一直在南京打零工。他们相识后确定男女关系，陆童成了陶姐的情人。
　　陶姐一家都不喜欢陆童，觉得他在骗她的钱。2011年12月，在陶姐第一次因为贩毒被抓时，陆童也因为涉嫌贩毒被判刑一年零八个月，在常州监狱服刑。
　　当时陶姐和陆童都有自己的家庭。对于她在台湾的丈夫来说，妻子出轨，是不忠。他们在2013年协议离婚，此后丈夫再也没有回过南京，如果有人问起他在大陆的妻子，他会恼怒地告诉对方，“都已经过去了，有什么好聊的。”陆童的妻子在江苏盱眙，他出狱以后，和老婆离婚，陆童分得6万元财产。
　　和台湾丈夫分开之后，陶姐一部分经济来源被中断，但当她开始贩毒，买卖间巨大的价格差，使她保持了一如既往的大方、豪爽的做派——一盎司货买进来是3000元，卖出去就翻了倍。只是身份换了，她已经不是一个被丈夫娇养的太太，而成了贩卖冰毒的“陶姐”。
　　唯一令她感到痛苦的，是她的眼睛。她很少下楼，哪怕离开自己的房间。每天活动的范围差不多从卧室走到厕所。睡醒之后，就吸点毒。要买些什么东西，比如衣服或者食物，一般是同住的侄女们帮忙买。她不需要太多衣服，通常是睡衣装扮。从前可不是这样，她穿黑色修身连衣裙，过膝长靴，像时髦的年轻女孩。没有人能够明白她的痛苦，她有很多朋友，却没有真正交心的。她请过一个保姆，以姐妹相称，后来保姆偷走她一盎司的冰毒。
　　她唯一信任的大约只有陆童。但信任到什么程度？谁也弄不清。一开始，为了防止别人偷她的东西，虽每况愈下，她还装作自己能看见，只有陆童知道她眼睛的状况。2013年3月，陆童从常州坐牢回来，她叫马仔开车一起去接的他。第二天，她带他去金鹰商场买了金项链、衣服、皮包和手表，花了十几万。她还给陆童买了一台电脑，闲时可以玩游戏。她叫陆童“童童”。陆童负责照顾她的生活起居，给她按摩，剃脚皮，烧冰壶，也替她管一部分钱。陶姐在板桥新城有一套房子，户主是女儿叶美娜，那儿有一台双门保险柜。集庆路卖货的钱够十万了，陆童负责送过去。保险柜的钥匙由他保管，密码只有他知道。
　　陆童出狱回来的那天，陶姐对他说：“我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你不要问我的任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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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姐被抓是2013年，但直到2016年6月才被法院公开。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外宣布了五起毒品案件，有13人被判死刑。中院的一位副庭长介绍了近几年南京毒品犯罪的案件的一些趋势，除了案件数量增长，最突出的是女性犯罪，尤其是一些妇女利用怀孕和哺乳期，以逃避责任——刑事诉讼法规定，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取保候审。2013年中院审理的女性毒贩有11人，2015年有25人。
　　在那五起案件中，陶姐的案子有点特别，她是女性，也是盲人，且屡抓屡犯。这样的案件在全国看也很罕见。一个盲人为什么选择贩毒？即便被逮捕，无论对警方还是律师，陶姐从没吐露过真正的原因。
　　我试图在南京寻找任何和陶姐有关系的人——她的家人，为她辩护的律师，还有向她购买毒品的马仔。孙爱国是她的一审辩护律师之一，他告诉我，他曾经代理过两起残疾人贩毒案件：一个是陶姐；另一个案子发生在2000年，毒枭是一个聋哑人，是南京的，跑到云南贩毒。那年，中国移动刚刚开通短信业务，打电话四毛钱一分钟，短信息一毛钱一条。那个聋哑人光凭发短消息指挥了整个贩毒网络，而且自制枪支。被捕后，聋哑人被判死缓，在云南服刑。“当时那人60多岁，现在快80岁了，减减刑可能已经出来了。”
　　那些找陶姐购买毒品的马仔，已很难联系上，他们的手机号码已经更换，打过去不是空号就是关机。我只见到一个马仔，姓王，他一直在陶姐那儿拿货，因为拖欠毒资，他担心如果再从她那里拿，陶姐会把他的钱扣住不给货，转而从陶姐的下家手里拿货。在陶姐的案子里，他曾作为证人被警方询问。我在秦淮区一个老旧社区找到他，他母亲开了门，他正躺在门边的一个小房间里睡觉。我问他认识陶姐吗？他一脸茫然，“不记得了。”我又问了几个马仔的名字，他抬起手挠脑门，好像用力想却什么也想不起来，“对不起，我真的想不起来了。”看上去他不像在有意隐瞒，我突然意识到，毒品可能已经损坏了他的身体。
　　直到我在集庆门见到方雪，陶姐的面目才变得清晰起来。方雪是个漂亮的年轻女孩，是陶家少有的没有涉毒的人。陶姐被抓以后，她搬回集庆门，睡陶姐之前睡的那间卧室。2014年，叶美娜从戒毒所出来，也住在这里。案件发生后的几个月，每晚夜里有人敲门——买货的顾客尚不知陶姐被捕。现在，陶姐和追随在她身边的人都消失了，像被抹去的灰尘。
　　陶姐被抓的那年春节，方雪去陶姐家拜年。陶姐对她说：“等你妈妈出来我就收手了。”接着，陶姐说：“我想赚够一栋别墅的钱。”
　　“也许她想和陆童在一起过无忧无虑的生活。”方雪说，“所以后来想干几单大的，也许后面会越做越大。我当时觉得派出所抓不了她，因为真的抓了那么多次。”
　　我们坐在沙发上聊了一会，天黑了下来，方雪说：“待会美娜下班回来，你不要和她说话，不要提她妈妈刺激她。”
　　叶美娜今年37岁。她回来时，我没有向她说明身份，只是和她打了个招呼。她穿一件红色的连衣裙，左臂上纹了一只青色的蜘蛛，头发用发箍束住，上面缀满了水钻，在灯光下闪烁。美娜吸毒比她的母亲早几年。年轻时，美娜皮肤白皙，漂亮，喜欢混迹酒吧。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她的生活也漂浮不定。她在北京待了几年，谈过一场恋爱后分手。回到南京，她和母亲身边的马仔交往过，两人经常打架，辱骂对方。一晚，他们再次起争执，俩人一起报警，互捅对方吸毒，美娜被关了进去。冰毒给美娜的神经系统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从戒毒所出来之后，她偶尔会有被害妄想症，喜欢自言自语。她犯病时会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边抛硬币一边说话。她现在是一家饭店的服务员，别人问起，她只是冷冷地说一句：“我的爸爸妈妈都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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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沿江分局在侦查另一起毒品案件时，发现陶姐一家贩毒的线索，并将此案移交至南京市公安局技术侦查队，开展秘密侦查。从2013年4月开始，陶光玉、陆童、以及陆郎镇陶佳佳一家的电话全部被监控。他们把收网行动定在5月14日，那天是陶姐收货的日子。
　　那年4月，陶姐开始从广东大规模进货，货源是一个叫王晓刚的人，送货的马仔叫段平军。从深圳运到南京，行话叫“运猪肉”。4月底，段平军曾将2公斤的冰毒送到集庆门，陶姐支付他16万元。
　　段平军是四川人，浓眉大眼，陶姐叫他“段段”。段平军曾因抢劫入狱7年，他帮王晓刚送货，每条货提成一万元。不久前，他在老家盖房子问别人借了十多万，向银行贷款了五万，他贩毒是为了还债。警方通过监听得知，5月14日，段平军将交给陶姐三条货，也就是三公斤冰毒。
　　5月6日上午，陶姐似乎不太放心，打了一个电话给段平军：“一定要找块子大一点的，整点的。”
　　“知道。”
　　“你一定要打开就能闻到酸碱味，不要太油，带点亮光，不要太粉。”
　　“最近紧得要死，现在还没联系。”
　　晚上，陶姐再次打电话向段平军确认。段平军说：“我跑这边一趟像搞地下活动，这里很严的。我按你要求要大点，干爽，油性，带酸碱味。”
　　“对，块子要大，整点，你拿个五条也可以，我销路快。”陶姐说。
　　5月11日，段平军在高速路上拦了一辆从深圳到南京的大巴车，他没在车站买票，上车补的票，票价350元。冰毒用黑色塑料袋装着，白色颗粒状，颗粒有指甲盖那么大，每袋约一斤白糖的体积。他在袋子上面盖了一件衣服，用塑料袋扎好后放在大巴车下面的货仓里，他坐在靠近车门第三排的上铺位置。次日中午，他抵达南京，坐出租车到汉中门的如家宾馆登记入住。
　　5月14日上午，段平军打电话给陶姐：“现在方便过来吗？”陶姐说：“方便。”他把三条冰毒装在一个怡宝矿泉水箱子里，打车直接到了集庆门。
　　陆童给他开的门，陶姐在卧室的床上睡觉。屋子里还有一个叫野猪的人，野猪刚刚住进来，他头脑不好。1997年脑袋被人用铁棍打开花，治好后一直有后遗症压迫神经，尤其是下雨天特别痛。他知道陶姐贩毒，几天前南京下雨，他问陶姐要了点冰毒吸。段平军进屋的时候，他正在隔壁的房间睡觉，因此整个过程中他只见到了陆童和陶姐。
　　段平军把货交给陶姐。陶姐看了货说，这批货不行。段平军说，这货我拿过来就是这样。陆童从其中的一包毒品中拿出一小部分，用冰壶点好交给陶姐吸了几口，陆童也吸了几口，段平军也吸了几口，这个过程相当于在验货。吸了大约一两分钟，陶姐一个袋子一个袋子拿起来，用手掂重量，说，其中一袋子少一点。段平军说，有一袋少了一百多克。过了十来分钟，陶姐叫陆童用胶带把毒品缠一下，陆童用胶带从塑料袋中间绕了两圈，只绕了两袋，还有一袋他偷懒没裹。陶姐让他从卧室的衣柜里面拿钱。钱是扎好的，四捆是五万扎在一起的，剩下的七万是一万一捆。段平军把钱装到了一个红色的布袋子里。
　　过了一会儿，陶姐叫陆童把货送到板桥叶美娜名下的房子里。陶姐叫段平军提货，到了楼下再把货交给陆童，放在摩托车的踏板上。到了板桥，陆童打电话给陶姐，陶姐叫他把货放在厨房橱柜顶部的一个洞里，他找了半天才找到那个位置。
　　段平军拿到钱之后，就把钱存进了住处附近的工商银行，数钱的时候发现27万少了900元，他打电话问陶姐，对方“哦”了一声就挂了。
　　那天下午三点，一个叫姚俊刚的马仔找陶姐买毒品。进房间时，陶姐正在睡觉，陆童坐在床边。姚俊刚经常到这拿货，陶姐叫他“刚刚”。
　　姚俊刚在一家水果店上班，2012年底，陶姐来店里买了很多水果，他帮她把水果送回家。此前，他听说过陶姐，也曾谋面，但一直没有机会和她搭上关系，后来他经常去她家玩，目的是为了免费吸毒。他第一次吸毒就在陶姐家，吸完后三天三夜没睡觉，吃不下饭，心跳加速，像生了一场大病。但到第二次，就没有那种感觉了，他感到非常舒服，毛孔像张开了，整个人通透极了。他在陶姐家吸了不下五次。在那儿，他见到许多和他一样的人。
　　姚俊刚说：“陶姐，你就拿个四分之一给我吧。”陶姐点点头。陆童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长方形女式化妆包，从包里拿了一袋给他。他递给陆童1500元。陆童接过钱，没有数，把钱放进抽屉里。姚俊刚转身要走，他停了一会，说：“钱你要数一下哦。”
　　然后姚俊刚打开门，警察冲了进来。
　　现在已经很难知晓陶姐当时的心情，但姚俊刚应该非常害怕，他趁警察不注意，把随身携带的钥匙吞进肚子里——他听说如果肚子里有东西的话，看守所不收。大约一个小时后，他们全都被带走。
　　当天下午五点多，陆郎镇上的烟酒店到了饭点。陶佳佳一家五人在一楼货架后面的餐厅吃饭。5月1日中午，陶姐和陆童来过一趟，给他们带了一黑塑料袋装的冰毒。陶姐对父亲说：“里面的东西有1500元一包的，有3000元一包的，有5000元一包的，有人来拿就发给他们，400元一克。”他们把冰毒放在一楼厨房餐厅靠墙的一个酒箱子里。按照先前说好的分成，陶姐按进价3000元一盎司，给陶佳佳提供货源，中间的差价归陶佳佳。但陆郎偏僻，生意不好做，两个星期过去了，只有七八个人来买。那天，他们吃饭的时候，警察突然闯进来，在酒盒子里搜出18袋毒品，约247克。
　　段平军把钱存起来之后，交易完成，他放松了下来。当晚，他没急着离开，而是到夫子庙转了转，晚上八点多，他在凤凰西街一家面馆吃面，被抓住。
　　九点多，沿江分局对板桥的房子进行搜查。他们搜出了陆童藏在厨房天花板柜子里的三公斤毒品，用胶带缠着，还没来得及分装。此外，还有两只电子秤，用来给毒品称重的。在客厅的保险柜里，他们搜到了70万元人民币，黄金项链，Gucci手表，印有毛主席、弥勒佛和山羊图案的玉佩，4张银行卡和若干印有袁世凯的头像的硬币，陶姐管这些硬币叫“袁大头”。
　　陶姐接受审讯时，警察问她，公安机关已经决定批捕，还有什么想说的。她说：“我吸毒的时候，别人吸三口我才能吸到一口。我也看不见，我要钱干什么，生活都不能自理，有个人照顾让我活下去就行了。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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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姐被抓后，一开始，她以为还像以前一样，很快便能出来。因此，她第一次见律师朱跃东时，没有向他说明之前的犯罪记录，朱跃东也认为她是盲人，可以向公安机关提出取保候审。但请求很快遭到驳回。朱跃东说，“后来看毒品的数量我知道，肯定是个死。”
　　2014年9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此案，判定陶光玉、陆童和陶佳佳向他人购买、贩卖冰毒，构成贩卖毒品罪。陆童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执行；陶佳佳属于从犯，判处有期徒刑15年；而陶光玉作为主犯，处以死刑。
　　一审辩护之后，陶姐改换律师，提出上诉。孙爱国曾经建议她承认贩毒，依照“有罪罪轻”进行辩护，或许有改判死缓的可能。但这个建议被陶姐拒绝，她始终不松口自己贩毒，只承认非法持有毒品。2015年4月，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认为陶光玉在司法机关考虑她是盲人没有对她收监执行的情况下，仍继续从事毒品贩卖，贩卖数量大，社会危害性极大，且有吸毒、赌博等劣迹，主观恶性极深，属于罪行极其严重，依法不足以对她从轻处罚。
　　据说，在高院的法庭上，陶姐做最后陈述时，她声泪俱下，说自己被人出卖，是被“活闹鬼”害死的。
　　从2013年5月14日被抓，到2016年4月20日执行死刑，陶姐在南京市看守所度过了人生最后的三年。刚进看守所那会，她对警察说：“我是生活不能自理的人，不应该让我在看守所里，我伤痕累累。”
　　终审判决之后，她终于明白再无生还的可能，非常绝望。在狱中，她口述，让狱友执笔，给家人留了一封遗书。在遗书中，她忏悔了对女儿的疏于照料，导致她吸毒精神分裂，她希望女儿一定要找脑科和心理医生咨询治疗，这是她“最后的心愿”，并把遗产全部留给了她。她也吩咐了自己后事：“我的器官全部捐献，骨灰洒向大海。”她怕地下寂寞，让家人一定要烧“几个纸人和一副麻将”，“有人陪伴我就不孤独了。”
　　信是狱友出狱之后才交到陶家人手里的。拿到信的时候，陶姐已经死了。
　　4月20日执行那天，她和家人见面。那是被抓之后他们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陶姐穿一件粉红色的睡衣，头发扎成马尾，由于断了毒品，她的气色反而看上去变得健康，恢复了红润。陶姐和她哥哥隔着铁栅栏，她知道自己将被执行死刑，哭得很厉害。即便隔得很近，他们却看不清对方。她突然又改了主意，说自己最痛恨的是上天没有给她一双好眼睛，她说，“只把眼角膜捐出去”。哥哥递给她一支烟，他们抽了一会。临走时，哥哥又丢给她一支烟，便离开了。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出现的方雪、叶美娜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