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残害“百香果女孩”案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

    这起案件的案情并不复杂。2018年10月4日中午，陈礼言10岁的四女儿杨某燕，帮家里采摘百香果到收购点售卖，却再也没有回来。经公安机关全力侦查，犯罪嫌疑人杨光毅被抓获，归案后其对其杀害杨某燕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2019年7月12日，钦州市中院一审以强奸罪判处杨光毅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责令退赔32元给杨某燕母亲陈礼言。杨光毅不服，提出上诉。2020年3月25日，广西高院二审对其改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限制减刑。这起以残忍手段强奸未成年人致死案件的二审改判，经媒体报道后，引发舆论高度关注。(《中国青年报》5月13日)

    在舆论场上，观点有如水火截然对立。有人认为以自首为由从轻判决，而没有综合考虑案件的影响性、社会危害性，以及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意性、有无悔罪表现等情节，违背刑法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有人表示，这起案件引发的争议，是法治与情感的碰撞，尊重法律、遵循证据规则才是解决之道。

    在我的同学群中，有的法官忙着给同行辩护，有的律师则嘲笑当地二审改判“有违常识与法理”，也有“骑墙派”在打圆场，认为究竟怎么发展，还须拭目以待，不妨双方都冷静下来，“让子弹再飞一会”。

    根据我国刑法，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立法目的既是为了预防犯罪，让犯罪分子幡然悔悟，也是为了节省司法资源。但是，法律条款中的“可以”，并不等于“应当”，能否得到从宽处理，还须法院根据具体情节再作出裁量。在现实中，不乏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的犯罪分子自首后，被处以极刑的事例。比如，发生在2008年的内蒙古赤峰市马金明故意杀人，尽管有自首情节，因为作案手段残忍，不予从轻处罚，同样被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

    具体到这起案件，一些细节值得关注。尽管杨光毅有自首的情节，但这里的自首“含金量”，还需要打个折扣，因为“案发两天后，杨某到当地派出所投案自首”。从作案手段看，对未成年人杨某燕，杨光毅不仅有强奸行为，还先“捅伤双眼和颈部”，实施残忍的人身伤害行为，这些“灭口”的冷静举动，足以证明其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根据我国刑法，“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犯罪分子的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是决定刑罚轻重与否的一个重要考量。是以，对犯下滔天罪行的杨某，也可以不予从轻或减轻处罚。

    从杨光毅所涉及的单一罪名来看，也有值得商榷之处。经法医学鉴定，杨某燕的死因是被他人强暴伤害过程中，胃内容物反流进入气管、支气管和气管被锐器刺破，气管外周围血管损伤出血，血液直接流入气管、支气管，造成气管、支气管填塞致机械性窒息而死亡。从这里可以判断，杨某燕的死亡，并不另构成故意杀人罪，与强奸罪数罪并罚，而只需作为强奸罪的加重情节。法院定罪量刑中未能反映的一个重要事实，就是杨光毅“拿走了杨某燕卖百香果所得的32元”，虽然钱数较少，但仍应构成抢劫罪，与强奸罪数罪并罚。司法实践中，对于这种情况，通常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非死缓。

    “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的确，公众可能不懂晦涩的法律条文，也可能缺乏审判技巧，但公众并不缺乏常识、逻辑和同情心。我们强调司法公开，并不是赞同舆论审判，干扰司法公正，而是让案件审判的每个过程都公开透明，真正扫除萦绕其上的疑云，让真相浮出水面，使司法判决经得起法律和时间的检验。

    目前，最高法已宣布，调卷审查广西“百香果女孩”遭奸杀案。人们期待，在公众舆论的聚焦下，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