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刘远航

　　发于2019.9.23总第917期《中国新闻周刊》

　　对于芬兰人来说，究竟哪一所学校才是整个国家最好的学校？当地企业家彼得·韦斯特巴卡抛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周轶君想了一下，但没有想出来。彼得直接说出了答案，离家最近的那一个。

　　彼得此前在游戏开发公司Rovio工作，最著名的身份是“愤怒的小鸟之父”，这款游戏曾在世界范围内流行，包括中国。周轶君则是一名媒体人，《锵锵三人行》和《圆桌派》的常驻嘉宾，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2018年9月，周轶君开始筹备拍摄一部教育题材的纪录片。她前往五个国家进行探察，芬兰是第一站。

　　在位于首都赫尔辛基的一所小学里，男孩们操着流利的英语，有的想做程序员，有的想踢足球，不行就当警察。周轶君问他们对成功的理解。她得到的回答是，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好，有个正经的工作，再有些余钱，就算成功。老师和家长们有着同样的理念。周轶君觉得心情复杂，她在上海出生，在北京读书，如今又在香港生活，从小就熟悉竞争法则。大家都在上培训班，住学区房，不拼怎么行。

　　实际上，芬兰学生的说法对于很多上了年纪的中国人并不陌生。一个《新华字典》的经典例句经常被人提起，“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对于身处社会发展快车道上的新一代中国家长来说，这几乎已经是过去时代的旧梦了。

　　许多人不太理解的是，芬兰这种不讲求竞争的基础教育，却造就了极为优秀的学生。“我们对于成功的理解主要来自于超过别人。如果不竞争，那么成功是什么，这是我想去了解的。”周轶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她希望从一个国家的社会状况去倒推那里的教育，它们与中国当下的教育有着或多或少的呼应。

　　在推崇完美的日本，周轶君看到了幼儿园的孩子们对于细节和他人的关注，还有集体意识和个体权益的界限。在贫富差距同样在加剧的印度，她注意到的是当地的民众为了弥合裂痕而做的努力。在英国，周轶君感受到公立和私立教育之间的落差，以及中国中产家庭对于所谓贵族教育的误读。她借用了一句经典的句式，当我们谈论英国教育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

　　系列纪录片的名字叫《他乡的童年》。8月28日，这部作品开始在优酷播出，每周一集，取得了极高的口碑，豆瓣评分达9.2分。天性该如何在教育中保存，自我又如何在公共意识中塑造，这是周轶君想要求解的问题。借助这些镜头，年轻的中国家长们则窥见到了教育的另一种可能性。

　　没有关紧的门

　　联系到周轶君的时候，她正在去邮局的路上，只能一边走一边聊起这部自己拍摄的纪录片。香港的生活节奏很快，同时做几件事已经成为她的常态。在邮局，周轶君跟工作人员说粤语，跟自己的家人讲英语和普通话。

　　这是一个文化混杂的多元社会，同样混杂的是周轶君的身份。她是阿拉伯语专业出身，毕业之后进了新华社。2002年，她主动申请，常驻加沙地区，见识了炮火纷飞的日常生活。驻外的中途，周轶君回北京休假，在西单商场碰见促销活动，台上的男女主持人声嘶力竭，音乐喧闹，完全是两个世界。

　　2006年开始，周轶君到香港凤凰卫视工作，每年都回上海老家一趟，后来加入现代传播集团，更是频繁穿梭于沪港两地。上海交通硬件先进，斑马线模仿东京繁华的涩谷区，都市男女来往其中，光鲜如弄潮儿。这时一辆公交车驶过，售票员还是用老方法，从车窗里探身，拿脏兮兮的小红旗敲打铁皮车厢，提醒路人慢行。

　　变幻的现代生活与传统的残迹，战乱与经济的喧嚣，这是周轶君眼中充满差异的世界，她也将这种对照的视角投向了教育。后来，她成为了一位母亲，两个孩子，女儿六岁，刚上小学，儿子三岁，还在上幼儿园。她有时也陷入焦虑。更关键的是，她发现自己还是无法逃脱上一辈的教育惯性。

　　很多家长经常跟孩子说的词汇是“听话”“都是为了你好”。周轶君要出差，儿子趴在拉杆箱上，不舍她离开，来替班的外婆跟外孙说，妈妈工作你们才有钱买玩具。周轶君觉得这样的语言很贫乏，但她也没有更好的答案。

　　所以，当有机会跟优酷合作拍摄一部纪录片的时候，周轶君首先想到了教育，很快就在咖啡馆的餐巾纸上写下了题目和目的地，包括日本、芬兰、以色列、印度，以及英国，最终回到中国。

　　除了芬兰，整个制作过程充满了艰辛，前期联系和现场拍摄困难重重。比如对日本的采访，联络了半年都没有结果，直到某个濒临绝望的深夜，在朋友圈上与一位旧友偶然联系，才得以打通所有关卡。

　　和中国一样，这个相邻的岛国同属于东亚文化圈，在教育领域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同样堪称地狱的高考，同样重视学历和名校。位于大阪的莲花幼儿园很有传统特色，黑板和墙壁上除了松尾芭蕉的俳句，还能看到《论语》和孟子的格言。这些词句不是用来背诵的，只需要朗读和欣赏。

　　周轶君对莲花幼儿园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一个非常“吵”的学校。这里强调身体教育，强调家长的放手。孩子们集合起来，有专门的丹田发声训练。不上课的时候，他们在沙地上光着脚奔跑，经常大汗淋漓的。周轶君作为家长的反应是，这样孩子会不会太累，园长秋田光彦回答说，与其说累，不如说“完全燃烧”。

　　一方面是天性的释放，另一方面则是教育有意的引导。在立川市的藤幼儿园，教室的推拉门也有“玄机”，无法一下子关紧。冬天的时候，学员关门，需要确保门关紧，这样才不会影响到靠门的同学。

　　教育常常是社会的前站，另一些时候，教育也是用以调节社会的水库。如果说在中国最普遍的是焦虑，那么在日本，关键词就是压力。习惯了遵守规则，不给别人添麻烦，有些日本人突然意识到，自己很久没有哭过了。在东京，有一种特殊的职业，叫感泪疗法师，家长和学生聚在一起，学习哭，表达自己的情绪。

　　建筑同样在反思教育和文化。在藤幼儿园，周轶君见到了建筑师手冢贵晴夫妇，他们设计了这座环形的儿童乐园。不远的地方有一座美军基地，聊天的时候，可以听见军用直升机掠过的声音。它提醒着人们，这是日本尚未结束的一段历史。手冢对美国没有多少好感，尽管他曾在那里留学。对于日本的集体教育，他也有所反思。

　　2007年，夫妇二人设计了这座幼儿园，当时引发了热议，因为它太“奇怪”了。操场设在了屋顶上，教室不是封闭的，可以听见隔壁的声音，也没有统一的校服。然而，这座建筑却获得了国际大奖，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幼儿园。

　　这里鼓励儿童去爬树，在操场上尽情撒野。孩子跑得快，拍摄团队里的年轻摄影师在后面跟着，都有点跟不上。幼儿园的墙上挂着沾有泥土的洋葱，马厩里养着小矮马，圆形建筑中间的空地被设计成了不平坦的样子。手冢贵晴认为，童年最重要的是有选择的权利，儿童在这里学会思考，见识自然。

　　时间、年龄和我

　　去年11月，周轶君来到了寒冷的芬兰。当地的朋友很多，包括在《锵锵三人行》做嘉宾的竹幼婷，还有新华社的朋友，拍摄十分顺利。团队里的95后女孩本来对教育话题和芬兰没有什么兴趣，也不准备结婚生子，拍摄结束后却感叹，原来生孩子也可以是一件不那么可怕的事情。

　　这个高纬度的北欧国家人口只有550万，跟新加坡基本持平，相当于天津人口的三分之一。在这里，学校和班级的规模也很小。小学阶段几乎没有考试，偶尔的测验也不计成绩。

　　过早的竞争被认为是不利于儿童成长的，提前抢跑更是很难想象。然而，芬兰的基础教育却被认为是世界领先的水平，在著名的“国际学生评价项目”(PISA)中，芬兰学生在阅读、数学和科学等方面的总体成绩名列世界前茅。简而言之，更少的时间投入却培养出了综合能力更强的学生。

　　周轶君决定一探究竟。她发现，在芬兰的课堂上，学生不用穿校服，也不用坐姿端正。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将自己打扮成女巫的模样。即使一个学生不擅长数学，没有艺术天赋，仍然有很多价值的维度，比如正直，还有爱。工作没有明显的高低贵贱之分，职业学校也是不错的出路。

　　之所以这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芬兰推行的是福利国家制度。在北欧，国家充分保障公民的就业和教育等权利，可以说“从摇篮到坟墓”全面托管，前提是高税收。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相互平衡，这种模式自二战后逐渐成型，如今已经成熟完备。

　　“北欧模式”的社会背景催生了少有功利色彩的教育理念。让周轶君印象深刻的是芬兰独特的现象课程，独立于常规课程之外，带着跨学科的特点。在赫尔辛基的SYK小学，一位名叫拉妮的老师负责三年级的现象课程，每周五上课，名字叫“时间、年龄和我”，会讲到艺术，也会运用数学和生物知识，还会涉及阅读和写作。

　　为了理解这些抽象的概念，学生们借助钟表、iPad，还有绘画和手工，用手丈量脸部。老师还安排他们去养老院，和老年人互相临摹彼此的面容，讲幼时的故事，在年龄的皱纹中找到时间的纹理。

　　周轶君问，这样的课程会有什么样的“成果”。她得到的回答是，这些孩子在多年以后不会记得那些数学知识，却很难忘记跟这些老人的对话。

　　教现象课程的拉妮老师不仅取得了现象教学相关的学位，也学过一年半的汉语，并回到学校继续改进她关于现象教学的研究计划。芬兰社会对于教师的充分尊重和福利保障，让她不必担心突然的解聘，也不必整天为孩子的奶粉钱而奔波，但终身学习的理念才是她不断给自己充电的动力。

　　教学地点也不一定是在教室里。芬兰植被覆盖率高，森林是当地文化的一部分。在这里可以上自然课，也可以上数学课。周轶君本来对于森林的印象只有绿叶和泥土，但芬兰的小学生们按照老师给的色卡，找到了带有各种颜色和味道的东西。至于究竟是什么味道，并没有标准答案，重要的是想象力。

　　离开了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周轶君继续北上。进入到北极圈以内，就是极夜。偏远地区的学校所享有的政府资源和大城市一样，只是课程内容自有其特色。在远离首都的索丹屈莱，二年级学生通过当地很常见的驯鹿来学习现象课程。他们并不那么向往首都。

　　“芬兰和中国的社会现实的确很不一样，但不能因为这种差异就把学习和借鉴的路给堵死。”周轶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差异与想象

　　如果说芬兰的国情跟中国有较大差异，那么印度可以说是与中国互为镜像的社会，同样是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同样是人口大国。周轶君对这个国家的印象，除了宝莱坞电影，还有为数众多的IT公司高管。

　　为了顺利拍摄，周轶君的团队雇佣了7位印度当地的摄影师，他们来自不同的种姓和民族，背地里有很多笑话是嘲讽彼此的。也因为此，分工合作的方式出奇低效，整个旅程仿佛是一次就业再培训。周轶君拜访了大都市和偏远的乡村，拍摄结束后，团队里的女孩感叹，经历了这次旅程，人生再无难事。

　　在这个差异本来就巨大的印度社会，教育起着弥合差距的作用。面对阶层固化的现实，一些个体努力参与到教育中来，实现自下而上的变革。在清奈地区，工程师库布塔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倡导“废物变玩具”，从日常的素材中寻找灵感，给贫困地区的儿童带去免费的快乐。到了互联网时代，他也制作一些小视频，传播给更多人。

　　周轶君印象最深刻的是云中学校项目。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位名叫苏卡塔的教授在贫困的家乡地区设立电脑室。这不是用来打游戏的，跟网吧的格局有区别，没有隔板，外面是透明的玻璃。孩子们脱下破得不能再破的鞋子，围坐在电脑周围，形成小组，在志愿者的带领下，一起使用。

　　周轶君的团队从加尔各答出发，开车三小时，坐船半小时，又在三轮车上颠簸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达苏卡塔教授的家乡。开始的时候，当地的孩子只能在电脑上看懂一些动画片，把键盘当玩具，在里面调皮捣蛋。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开始借助互联网，尝试着输入英文字母，探索外部的世界。近年来，苏卡塔教授将他的电脑室推广到更多的贫困地区，称之为“云中学校”。

　　如果说印度的平民教育是我们所忽视的现实，英国教育则处于想象和误读的另一个极端。在英国，周轶君发现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教育的不公平现象比较严重，很多英国人对此并不满意。公立学校的资源相对有限，有的公立学校还专门到上海取经，学习如何在短时间内对大班的数学课进行有效的教学。

　　“他们对自己的定位跟我们对他们的理解是有误读的，我们对英国教育的印象还停留在唐顿庄园的阶段，比如穿着和礼仪，还有英伦口音。而他们对自己教育最看重的是品格教育、体育精神和慈善意识。”周轶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去英国之前，周轶君专门看了一些英国人拍的教育类纪录片，比如《交换学校：阶层分化》，讲的是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进行交换。一位公立学校的校长表示，自己原本以为一辈子都不会跟私立学校有任何瓜葛，一直是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

　　而在系列纪录片的最后一集，周轶君转了五个国家之后，回到了中国，在西安和天津等地，寻找传统资源在当下可能的借用方式。国内的一些中小学夏令营给了周轶君很多启发，有的教学员扎风筝，从几何讲到美术，讲到历史，然后引导学生讨论，为什么中国很早就有了风筝，但没有发明出飞机。

　　当然，周轶君也遇到了很多焦虑的中国家长，一个大学同学跟她说，补课就像是进赌场，进去了就很难出来。另一方面，脱离应试轨道，走素质教育的路子，同样是一种赌博。通过《他乡的童年》，很多中国家长见识了国外的教育状况，看到了令人歆羡的一面，也有我们同样面临的困境，以及他们的尝试。但他山之石，究竟如何攻玉，这更像是这部纪录片抛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