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重批示、多次约谈都唤不回对中华鲟保护工作的重视，涉事干部为生态保护不力担责，一点都不冤。

　　去年11月，媒体曝光了“荆州芈月桥施工震死36尾中华鲟”事件。7月25日，湖北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王立山在谈到上半年湖北省对“三大攻坚战”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查纠成效时，提到因此查处了15名不作为、乱作为的领导干部，其中厅级干部2人、县处级干部7人。

15名官员因“中华鲟”之死被问责，无论是问责规模还是问责层级，都是先前罕见的。而细究此事，包括2名厅官在内的这15名官员被问责，一点都不冤。毕竟，涉事项目导致中华鲟死亡达数千条，其中最为珍贵、遗传多样性更丰富的子一代中华鲟死了36条。

　　对这般令人扼腕的结果，这些官员的乱作为或不作为难辞其咎：文旅区开工却没履行环评手续；芈月桥工地与中华鲟养殖基地的最大养殖池距离不足5米，仅一墙之隔，“工地一打桩，中华鲟就跃出水面”……这里面有太多可诟病之处。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过程中，中华鲟死亡没有给涉事官员太大触动，当地有关部门上报称“停工”却仍在施工；此事惊动了湖北农业厅、湖北省政府、农业部等多部门后，一次次批示、约谈和通知，依然挡不住文旅区施工的步伐。上级的处罚通知，荆州有关部门拒不执行，上级的协调处理，荆州有关方面也置若罔闻，最终酿成生态之劫，使得濒危物种资源遭受重创。

　　从整个事件的过程看，涉事官员干部的不作为、乱作为，已触及生态保护的底线。要知道，环境受到污染可以治理和复原，物种一旦灭绝和消失，基本上没有再生的可能。

　　因此，对于涉事官员无视物种安全，重重批示、多次约谈都唤不回对中华鲟保护工作应有重视的行为，就该展开最严厉的问责。

　　现实中，类似湖北这样，把官员在物种保护事件中不作为、乱作为纳入官员问责范畴并一查到底的例子，并不多见。2017年发生在某地的穿山甲救助过程中大批死亡事件，当地归咎于救助技术等方面后，就没有更多的交代，面对环保组织要求公开救助详情的申请也置之不理。此事影响非常之大，争议也持续多年，却以不了了之收场。

　　毫无疑问，整治这类物种保护乏力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既要体现在“三大攻坚战”中，更应该充分体现在当地的行政生态治理中。只有通过问责，严厉惩处不作为、乱作为人员，才能以儆效尤，避免这类破坏濒危物种的问题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