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出生于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爆发前的1859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见证了二战后的冷战，今年是他160周年诞辰，距他去世(1952)也已经67年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从上世纪末开始，杜威又重新受到美国思想界的关注，一下子涌现出许多关于杜威的学术著作，包括Irwin Edman Bobbs-Merrill的《杜威对美国传统的贡献》(1995)；Robert Westbrook的《约翰o杜威与美国民主》(1997)；Terry Hoy的《杜威的政治哲学》(1998)；Raymond D. Boisvert的《杜威：思考我们的时代》(1998)； William R. Caspary的《杜威论民主》(2000)；Maurice R. Berube 的《杰出的教育家》(2000)；Jay Martin的《杜威的教育：传记》(2002)；Morris Eames的《经验与价值：论杜威和实验自然主义》(2003)；John R. Shook的《杜威的精神哲学》(2010)；James A. Good的《约翰·杜威》(2010)；Donald J. Morse的《生活的信心：杜威的早期哲学》(2011)等。

　　在今天，杜威对中美两国学界的重要性是不同的，他与两国现实的联系方式和内容也是不同的，这取决于当下不同的问题意识。对中国读者来说，杜威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公共知识分子；但对美国读者来说，他更是一位让他们引以为傲的本土实验主义哲学家。对中国读者来说，杜威提供的是具有一般意义的教育思想或公共政治理论；但对美国读者来说，杜威讨论的自由和民主是他们的国情政治。因此，我们今天可以从三个不同角度来谈杜威：杜威和他的时代，杜威式的公共政治，以及对今天的美国仍具现实意义的杜威哲学。

　　1 在历史语境中理解杜威

　　民主理论是杜威政治哲学思想的核心部分，也是他在哲学、教育学、伦理学、认识论等领域论述的聚焦点。如今看来，杜威的时代已经离我们相当遥远，1952年他去世的时候，朝鲜战争还没有结束，艾森豪威尔刚当选美国总统，美国人的平均年收入才3400美元，大学教师的年薪大约是5100美元，只有3/5的家庭拥有汽车，2/3的家庭拥有电话，1/3的家庭拥有电视机。快餐店正在越来越受欢迎，小儿麻痹症(脊髓灰质炎)还没有疫苗，汽车刚开始装上自动变速箱，汽油是每加仑25美分……在那个如此“久远”的年代诞生的杜威民主理论，对我们今天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

　　其实，杜威的时代并不像它看上去的那么久远。早在1919年，希特勒就预言，一个独裁的时代将要来到，他说，德国需要由一个独裁的个人来领导一个独裁的国家(autocratic state)，“德国的重生将不是由民主来启动，不属于那些受党派教条和无良报纸影响的不负责任的大多数人，也不依靠国际上那些标语和口号，而只能依靠有能力领导国家的个人独裁，他行动果断，有内心责任感”。

　　从上世纪20年代末开始，民主在全世界范围内陷入危机，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相信自由民主必将被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所代替，他们有的直接投入法西斯主义事业，有的成为他们的同路人。三四十年代，许多美国知识分子加入亲德和亲苏浪潮，就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杜威不仅捍卫了民主理念，而且把民主当做一种合乎理性的，因此必须与非理性的法西斯主义相对抗的信仰。

　　这就是以杜威为代表的美国“人道自由主义”(humanist liberalism)民主观念，一种具有美国特色的政治哲学。今天，许多美国学者重新认识和重视杜威，是因为他们认清，随着恐怖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新专制主义的兴起，人类世界又一次面临普遍的民主信念危机。杜威民主理论的信仰坚持和价值探索，不仅要对抗这些反民主的逆流，而且也要批判审视自由民主本身的缺陷。杜威的民主信仰所坚持的不是民主的完美性，而是，不管面临怎样的外部威胁，不管民主本身存在什么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美国哲学家和科学家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在《重新思考杜威式民主》一文里指出，杜威说“民主是充分运用(人的)智力来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必要条件”，民主是一种探索的形式，也是相信，理性思考可以让社会和世界变得更好。这是对民主的信仰，而非民主的现实。

　　杜威深受18世纪启蒙思想家卢梭的影响，在卢梭那里，人性本善也是一种信仰，人在原初自然状态中的善良，既没法证实，也没法证伪，你相信，那就够了。正是由于杜威对民主的这种性质的信仰，他在美国民主因其不完善而饱受攻击和怀疑时，能够保持信心。但是，他同时认为，民主是需要在探索和实践中改善和优化的，他称这种探索和实践为“实验”。他认为，民主的实验会一直继续下去，民主的价值就在于它不是听命于少数精英，而是要让尽可能多的人们共同参与这样的实验。杜威说，“我们在世界的一边建立起一座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中，伟大的社会实验将会使全世界受益”。他还说，“无论(美国民主)问题有多么严重，实验还在进行。美国还没有建成，对美国民主还没有到盖棺论定的时候”。他的这一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对民主有着同样信念的美国人。

　　杜威的民主政治理论是他那个时代理论争论的产物，他的民主信念与美国著名政治理论家和记者李普曼的“现实自由主义”(realistic liberalism)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原则性的冲突。一战前后，美国民众受战争宣传的影响，表现出强烈的狭隘的民族国家情绪，这使得包括李普曼在内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对公众极为失望。战争是最容易鼓动民众集体爱国狂热的，这也是民众情绪和舆论最容易被政治宣传操纵的时候。美国虽然没有像欧洲一些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地区那样经历过民众狂热投入法西斯或其他专制政治运动的事情，但是战争宣传极易在民众中获得影响力。李普曼于1922年发表了《公众舆论》一书，强调“公众舆论”的脆弱、摇摆和不可信任。他认为，现代社会的复杂和规模使得一般人难以对它有清楚的把握。他们一般从事某种单一的工作，整天忙于生计，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深度关切他们的生活世界。他们很少认真涉入公众事务讨论。他们遇事往往凭印象、凭成见、凭常识来形成意见，因此很容易受到政客的煽动和利用。

　　杜威认为，李普曼这样看待公众舆论无异于在起诉当代民主，他在《公众及其问题》(1922)中对此作出反驳。杜威指出，民主不只是政府的运作和决策，而是一种生活方式。民主是按照某些基本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这些原则包括人人可以对社会有所贡献，人人都有理性决定的能力，只要学会了学习和讨论的方法，人人都能够弄清复杂的情况。杜威反复强调，无论民主的现实多么不尽如人意，民主是可以改进的，而改进民主的根本前提就是对普通人的能力保持信心。他指出，公众是实实在在的人群，公众不等于民众，公众是那些拥有共同问题并共同需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民众。当民众在一起讨论这些问题并将之合理解决的时候，他们便成了公众。公众舆论总是与民众看到问题、讨论问题、努力解决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杜威承认，民主和公众舆论还不完善，但这是因为这二者都还处在“初期”阶段，并不是因为公众必然无能、民主必须精英的缘故。

　　2 身体力行的公共知识分子

　　杜威不是一个书斋型的哲学家或理论家，而是一个身体力行自己民主信念的公共知识分子，一直到他92岁去世。从19世纪80年代他还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开始，他就已经在从事心理学和哲学方面的写作，随后出版的教育和政治著作更使他成为引人注目的公共人物。美国“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1890-1920)结束的时候，当时许多人认为杜威的学术生涯已经达到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