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门市位于长江湖北段最大支流汉江沿岸，2018年年底的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发现，荆门市鄂中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总部磷石膏渣场污染十分严重，京襄化工磷石膏渣场渗滤液和磷石膏直接进入下游农田……在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中，生态环境部公布了50多个典型污染案例。结果触目惊心，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地方的污染问题是否都依赖中央督查，如何更有效地发现和解决违法排污等问题？

　　掌握污染源情况无疑是解决问题的重要基础。进入2019年，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到了入户调查和数据汇总阶段。“过了10年，我国环境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污染物排放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阶段，环境管理的重点在哪里呢？”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办公室主任洪亚雄说，通过普查，能摸清各类污染源基本情况，掌握国家、区域、流域、行业污染物产生、排放和处理情况，明确环境管理的重点，普查也为改善环境质量、防控环境风险、服务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等提供了依据。

全国需普查近900万个污染源

　　云南边陲小城瑞丽，每天都有近30辆的摩托车奔波在村道上。由于瑞丽的企业非常分散，这座小城的大部分地区又都是山区，污染源普查员要到企业现场普查，摩托车成为了最好的交通工具。

　　至今，我国开展了两次污染源普查。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于2007年—2009年开展，第二次普查是2017年—2019年。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了590万个污染源，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数量大大增加。初步清查结果显示，工业源约为740万家，农业源约100万家。“从数量上来说，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数量要比第一次污染源普查要多得多，尤其是工业污染源。”洪亚雄说。

　　“云南省已排查疑似排污对象265808个，确定全面入户调查对象数量50928个，是全国11个首批完成数据专网提交的省份之一。”云南省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杨春明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全省联合工商、统计、质监、国土、住建等部门，努力“掌握一套真实、客观反映全省不同区域、流域环境形势的污染物排放数据”。

　　质控体系保证污染无处藏身

　　洪亚雄说，污染源普查不同于任何普查，专业性非常强。“这就像是问厨师，炒了几个菜他很明白，但问他洗锅倒了多少水？他很难回答上来。很多企业主也一样，都清楚自己生产了多少产品，但问他排放了多少化学需氧量(COD)、二氧化硫？他却不知道。”

　　“除‘应查尽查、不重不漏’外，我们还建立了数据的质控体系，实现‘全员质控、全过程质控’，保证数据的真实和准确。”云南省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办公室技术组副组长易玉敏解释说，比如一家城市污水处理厂，采用哪种工艺，进水污染值是多少，排放的污染值多少，削减了多少化学需氧量和氨氮等都是可以算出来的。如果这家企业的排放污染值和水量很低，这就有问题了。“质控体系会自动报警，我们需要再次调查和更正，以保证数据的真实和准确。”

　　为精准分析和治污提供支撑

　　“2018年滇池全湖水质30年来首次上升至Ⅳ类水，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8.9%。”昆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吴涛说，滇池治理从“九五”就开始了，为何会在2018年达到有监测数据以来的最好水平？这都需要科学分析。

　　第二次污染源普查正是要解决“底数不清”，了解环境状况的动态变化。“滇池流经200多公里，有工业、农业和生活源等污染排入，摸清污染源底数，不但为精准分析、对策实施等提供支撑，而且避免流域上下游之间的扯皮。”

　　瑞丽是我国最大的对缅甸贸易陆路口岸。瑞丽市副市长杨谋说，作为国家的西南生态屏障，普查有助于确定治污重点，改善民生，落地国际贸易重大项目，以及跨国污染影响等研究。

　　污染源扯皮问题涉及的何止是河流上下游，亚洲一些国家的媒体曾报道“受中国大气污染影响”，业内人士表示，面对这样的偏颇之词，我国的污染源普查数据可以给出相关的数据回答。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范围广、普查任务重、技术要求高、工作难度大。”杨春明表示，其成果的应用将会进一步开发，为实现排污许可证管理、环保税专项等起到支撑作用，为政府决策提供数据和作战图等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