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把辍学的学生找回来，当地乡政府会派工作组去外省追人，班主任会把全班学生的身份证集中保管，其中被认为最有力度的做法是“乡长起诉家长”。

    被告是并排坐着的两位父亲。被告席由课桌拼成，蒙着红布，摆了“被告”标牌。

    法庭设在一所乡村学校三面环山的操场上，这场审判也与学校有关。两位素不相识的父亲因为相同的案由成为被告：他们的孩子都是这所学校的学生，但因为不同的原因辍学，短则3个月、长则3年多。多次劝返无果后，云南省丘北县官寨乡人民政府作为原告，起诉这些孩子的监护人，请求法庭敦促他们履行义务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规定，把孩子送回学校。

    坐在原告席上的是一位副乡长。原告和被告均没有请律师。2019年12月20日下午，案件在官寨乡中心学校审理。

    旁听者很多。校长陶磊统计，约2500人旁听了这起民事诉讼。这所学校中学部的全体在校师生，盘腿坐在足球场上；足球场看台上则是外人，包括一些学生家长和附近的乡邻——当天正是乡里热闹的赶集日，这是选择公开开庭日考虑的重要因素。

    但现场十分安静。在场的校长陶磊觉得，人们旁听庭审就像是在看电影：盯着正前方，并保持沉默。

    一位名叫张世银的被告记得，他在法庭上“心里很慌”，当时他唯一的念头是，“要让我的孩子好好读书”。

    坐在对面的副乡长刘先要注意到，张世银在法庭上说了很多遍“我知道错了”，以及“下次一定把孩子送回来”。即使法官询问“你还有什么证据需要补充吗”“你听清楚了吗”等法律程序上的问题，他还是回复这两句话。

    对于对簿公堂的双方来说，这都是他们人生中的第一次庭审。对于法官饶海泉来说，这次经历也是特殊的——它是丘北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第一起由辍学引发的“官告民”案件。

    3份通知与1张传票

    证人登场了。

    证人共有3位，都是当地教师。一位叫熊丽琼的老师作证：作为班主任，她自2019年9月4日起多次联系张世银夫妇，要求他们送孩子入学。她家访过，打过电话，发过短信，直到她的电话号码被对方拉入了黑名单。

    直到庭审，她才第一次见到对方。

    张世银没有为自己辩解。法官询问孩子辍学的原因，他回答：“孩子自己不想读，我们也没有办法。”他的两个儿子分别应读九年级和七年级，在2019年秋季开学后，没有回到学校。

    经旁人提醒，张世银才知道发言要凑近话筒。他明显不适应当众发言，多次调整坐姿，尽量把背挺直一点，把话筒一会儿放在桌上，一会儿握在手里。

    “孩子辍学后，你为什么不送他回学校继续读书？”

    他告诉法庭：“送过了，但是送到学校后又自己跑回去了。”

    多年以来，这个40岁的男人与妻子在广东省东莞市的一家玩具厂打工。按照往年安排，他最早会在农历腊月二十七回家过年。

    传票送到家时，他人在千里之外。直到开庭，他仍不知道传票是什么。他对记者说，他自始至终没看到那张纸。

    传票是他独自一人留守在家的父亲代收的。法官饶海泉记得，送传票那天下了雨，有些路段窄到无法通车，他和同事下车在泥泞中步行，用手机照明，找到门时是晚上10点。

    他给老人逐字解释传票上的信息，并用老人的手机给张世银拨打了电话。在饶海泉印象里，张世银一开始在电话里不太配合，听明白自己成了被告之后，才重视起来。

    此前，这家人已经收到了当地政府的3份书面通知：2019年9月9日的“劝返复学通知书”，11月11日措辞更加严厉的“责令送被监护人接受义务教育通知书”，11月19日的“教育行政处罚告知书”。但是，升级的公文并没有把张世银追回来，直到传票到达。

    这次，为了参加庭审，张世银请了一个月假。这意味着他少赚了4000元的月薪，也拿不到工厂年底发放的500元路费。

    他面临的还有一笔超过月薪的罚款。庭审中，副乡长刘先要指出，乡政府此前对张世银夫妇进行了批评教育，责令其改正，并决定给予5000元的行政处罚。

    张世银有3个孩子，长女已经出嫁。从小学开始，调皮的幼子经常不去学校。他在家时，会“打孩子一顿”作为惩戒。但他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孩子日常由祖父看管。如果家里没有发生特别的事情，夫妻俩每年只在春节回家一个月左右。当地很多外出务工的父母都是这样做的。

    张世银平均每月给家里打一次电话，嘱咐在上学的两个儿子“好好读书”，回应往往是“好”。

    12月20日这天的庭审只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法庭对双方进行了调解。按照调解协议，张世银必须要在最近的周一，也就是2019年12月23日，将两个儿子送回学校。乡政府也表态，学生复学后，5000元行政处罚也马上中止。

    案件受理费50元由乡政府自愿负担。

    刘先要认为，庭审的“震慑作用”很大，能让旁听者迅速了解义务教育相关法律。

    法官也为此做了一定的努力——考虑到被告和旁听者的身份，他尽量使用更通俗的语言去解释法律条文。

    跨省劝返学生

    2019年最后一个月，丘北县人民法院受理了15起此类案件。该院针对辍学问题成立了一个专项审判小组，截至2019年12月31日，开庭的有8件。

    据饶海泉介绍，有的案子是由法庭完成了调解，有的则是学生被父母送回学校，乡政府撤诉了。

    丘北县教育体育局副局长徐定文对记者说，12月开始的诉讼，是针对辍学问题截至目前最见成效、最有力度的办法。

    2019年秋季开学后，当时全县摸底发现，丘北县有92883名义务教育适龄人口，失学和辍学学生214人，其中小学阶段45人，中学阶段169人。

    在官寨乡，辍学学生有18人，11个初中生、7个小学生。根据乡政府登记的情况，12人因厌学辍学，6人因打工或者务农而辍学。

    徐定文强调，丘北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但得益于资助政策，该县没有因贫辍学的情况。

    近年，脱贫攻坚进入倒计时，各地在贫困人口和贫困县“摘帽”退出方面，设置了一些保障义务教育的条件。因此，辍学率关系到一个地区能否如期完成脱贫任务。比如广西2017年提出，贫困户的脱贫标准就包括家庭适龄儿童少年能接受义务教育。

    徐定文介绍，为保障孩子的受教育权，“助推全县如期实现脱贫摘帽”，2019年，丘北县成立了多个“控辍保学联合劝返工作组”，每组三四人，主要由乡镇政府不同部门的成员、学校副校长和教师组成。往往包括一位女老师，方便了解女学生在外地的生活。

    过去，劝返是教师的职责。受访教师们对记者说，乡司法所、派出所工作人员加入后，他们一般穿着制服，使用公务用车，“震慑力”远比老师要大。

    官寨乡中心学校副校长杨寿伟记得，2018年8月底，有老师反映自己的学生可能辍学去了浙江省一带。其他老师结合此前几名辍学学生的类似经历，建议组织工作小组赴浙江。

    杨寿伟担任了组长。这是他们第一次跨省劝返，也是他第一次去浙江。习惯在山区生活的他，一时间找不到东部平原地区的东西南北。他找到在当地工作的老乡，说了很多好话，拜托老乡开车带他们去找学生。有的学生是自己在当地打工，有的是跟着父母一起。

    官寨乡中心学校副校长胡玉文记得，他参加的一个工作组到了广东后水土不服，5天里要辗转5个城市寻找学生，还要迁就家长上班的时间，他们常常早上吃了早餐，熬到晚上才吃第二餐。

    官寨乡司法所所长杨清对记者说，其中一个学生在工厂里打黑工。他们找到这个工厂，自称想要进去找云南老乡，但保安不让他们入内。他们只好守在工厂外面，等了一个多小时才看到学生走出工厂。

    遇到强势的家长，胡玉文要“装”得更强势，摆道理唬住家长；遇到家境不好的家长，他苦心劝他们再坚持几年，等到孩子学业有成，条件会慢慢转好。对学生，他会举出同龄人的例子进行比较，比如说，某一个学生原本成绩不好，但坚持学业，最终有了一技之长。这需要他在去劝返之前“备课”，将学生的在校表现了解透彻。

    2019年8月，杨寿伟又去了一次浙江。与他同行的4人，包括官寨派出所的内勤辅警陶智灿。

    陶智灿记得，有一个学生的门牌地址写着“12号”，他们来来回回一条路上反复找，还分成两队分头找，花了半个下午都没有找到。附近居民告诉他们12号在哪里，他们一路寻了过去，还是不对。后来，学生家长出门来接，他们最后才发现，家门口的“12号”，是这家人自己写上去的。

    据介绍，出发前定下的“目标劝返对象”，很多都能够成功劝返。有时还会有“意外收获”——工作组到了以后才发现，当地还存在别的劝返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