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处置政策的不公平必然导致政策执行难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包括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正式规则是人们有意识地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则，而非正式规则则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逐渐形成的社会公认的行为规则和内部实施的行为规则，非正式规则主要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性、意识形态等因素，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正式规则一般由国家提供，提供一项正式规则事实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它必须借助强制力来推行，因而要付出成本，而成本的大小则取决于该社会的非正式规则对它的认可程度。如果非正式规则对它认可的程度低，那么，该正式规则的实施成本就高，有时这种实施成本甚至会高到使该正式规则无法实行的程度。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的处置政策也是一项正式规则，它的实施成本也与社会成员对它的认可程度紧密相关，而社会成员对它的认可程度又取决于社会成员对它的合理性、公正性的理解。“维持一个现存秩序的成本反而涉及对现存体制合理性的理解。在社会成员相信这个制度是公平的时候，由于个人不违反规则和不侵犯产权--甚至当私人的成本收益计算会使这样的行为合算时--这一简单的事实，规则和产权的执行费用就会大量减少。”不幸的是，我国现行的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处置政策的合理性、公正性受到了企业和个人的广泛质疑。现行的转制成本处置政策事实上是要一代人养两代人的老，而且，正如一些养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人员所说：“社会养老保障的重点是国有企业，出钱的重点是非国有企业”，“先把他们(非国有企业)拉进来再说”这显然有失公平，因而在实施中遇到了广泛的抵制，结果导致养老社会保险统筹面始终难以扩大。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2年城镇就业职工达24780万人，参保职工11128万人，参保率已高达45%;2003年就业职工达25639万人，参保职工11646万人，参保率为45%;2004年就业职工达26476万人，参保职工12250万人，参保率为46%;而1997年城镇就业职工为17337万人，参保职工8475.8万人，参保率50%，而且，即使在政府的强制力作用下参加养老社会保险的企业，也是想尽千方百计拖缴、欠缴养老社会保险费，不少企业瞒报职工人数，少报工资基数，不少国有企业甚至通过向地方财政借款缴纳养老保险费的方式来逃避责任。而养老社会保险政策执行机构在政策执行阻力重重的情况下，也不得不采取一些不规范的手段来减轻自己的收缴压力，先是对企业采取差额缴拨的方式，结果造成部分企业拖欠或不足额发放职工养老金的情况发生，导致社会不安定;后来，在国家强制实行养老金社会化发放后，又通过与企业谈判的方式来提高缴费工资基数，在社会统筹基金支付依然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就干脆通过挪用个人账户的资金来解燃眉之急，结果导致个人账户“空账”运行，使国家寄希望通过建立个人账户以渡过人口老龄化危机的计划难以实现。事实上，在政策执行难的情况下，国家试图将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转移给企业和个人的目的也没有达到，在养老社会保险支付刚性的压力下，国家弥补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缺口的财政补贴也在逐年增长，2002年为408.2亿元，2003年为530亿元，2004年为614亿元，2005年为65l亿元，2006年则高达971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