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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盲女毒枭:好打麻将 家里成毒品小卖部
时间:2016-09-18 09:25 来源: 界面新闻 点击:

  她起初是赌博,然后吸毒,接着贩毒。眼睛也一点一点看不清了。她的家成了毒品小卖部,马仔也越来越多。她总说自己连生活都不能自理,但只用了三年,她就成了一名毒枭。被她席卷而去的还有她的家人。她没什么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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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多岁时,她觉察到一些症状,比如夜盲。她喜欢赌博,后来去赌场,就需要有人陪着,天黑了她看不见。这个病是家族遗传,到一定年纪脑神经萎缩,夜盲慢慢恶化,变成白内障。她的父亲和哥哥都被遗传,几近失明。每隔几年她会做一次手术,有次在南京第一眼科医院动手术,因为对其中一件药物过敏导致休克,险些丧命。手术的效果甚微,到2010年,她的视力恶化。2011年,她几乎看不清什么了。那年她满五十岁。
  听人说,她就是在那个时候染上毒品的。赌场里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有人拿冰毒叫她吸,她想吸一口没什么,却再也戒不掉。她以贩养吸,做起了毒品生意。平常,她吸毒就在位于集庆门的家里。她把房门关上,在卧室对着阳台的一张桌子上用冰壶烤着吸食。每天有人找她吸毒,有的自己带货过来,有的是她请的。很多人想认识她,是为了免费混吸两口。
  在南京集庆门一带,她名声很广。想从她手上买点冰毒的,都得敬她几分,称一声“陶姐”,熟悉点的朋友叫她“陶子”。马仔们都知道,“陶姐是发大货的。”
  陶姐的真名叫陶光玉。陶姐个子小,一米五五,身材有些胖,是上了年纪的缘故。她中长发,发梢带点卷,眉毛像一弯细细的月亮,是年轻时候纹上去的,眼睑也纹过。她失明后,依旧维持化妆的习惯,就是没法精致了,只能对着镜子模模糊糊地抹点粉,再摸索着擦上口红,也能看得出旧时的绰约。
  关于陶姐的经历,有很多传奇的部分,现在很难去确认了。有时她和别人聊起,倒会说“我的经历可以写成一本小说了。”
  她自幼在江宁区陆郎镇上长大,高中毕业以后,在江宁东山修电器。陶姐年轻时候很漂亮,颇像影星关之琳。个子虽然小,但身材丰满,皮肤雪白。她18岁和镇摆水果摊的男人结婚,19岁生了女儿叶美娜。没多久,她的老公生病死了,她成了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
  她跟过一个残疾人,是个独臂。男人很暴力,经常打骂她。她后来还认识一个大学生,两情相悦,但男方家庭不同意,那段感情最令她遗憾。27岁,她在东山街开灯具店,认识了一个台湾人。1993年他们结婚,她把女儿留在陆郎,独自一人跟随他去台湾生活了几年。在台湾,男人做灯具,她开酒吧,生活风光,赚了很多钱,她对别人说台湾的明星猪哥亮也很仰慕她。
  2000年,她回到大陆,和台湾丈夫两地分居。丈夫每年到大陆三四个月陪她生活,给她带一些钱,大约一万美金。他们在2010年分开。
  回到南京之后,起初她仍开灯具店,接着在莱迪开服装店,都不长久。她痴迷打麻将,在麻将档能呆上几天几夜,陆郎镇的赌博猖獗,她会开车去陆郎赌博,一晚上的输赢有十几万元,桌子上的钞票都是红面的。
  服装店倒闭之后,她开始放高利贷。每天的生活剩下要债和打麻将。在麻将档,她的口碑很好。一是牌桌上风云不测,难免有手头紧的时候,但她从来没有拖欠过麻将档的钱;二是她不小气,性格豪爽,什么人过来她都能聊上几句,有时牌友问她借个一千两千的,她也不吝啬。后来她贩毒,她曾经试图发展麻将档里的牌友成为她的下家。
  要找陶姐并不难。沿着集庆路往北走到来凤街交叉口处,有一间花店,花店的右手边有一扇红色的大铁门,迈进铁门有一栋九十年代建的七层楼房。她住在三楼。房子是2002年买的,当时花了26万,前后翻修过两次。最近一次翻修,她让手下的马仔重新买了一台保险柜。
  房子约70平米,陶姐住靠左的主卧,和阳台相连。有些人是电话联系好了再买,有些熟人直接上家里买,提出要多少货,陶姐拿货给对方。货提前分好,用不同规格的封口塑料袋包装,放在柜子的抽屉里。有一盎司装的,24克,算大包,有6克的,叫“四分之一”,最小包的是1克。
  很多日常的毒品交易在这间卧室完成,陶姐也是在这儿被抓的。2013年5月14日,有人从深圳带货给她,刚完成交易,警察冲了进来。她验货的时候吸了几口。那可能是她最后一次吸毒。三年后,她在南京市看守所被执行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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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被抓的除了陶姐,还有她在陆郎镇的父亲、哥哥和嫂子,以及哥哥的女儿。这件事在陆郎镇闹得沸沸扬扬,都说她把全家都卷进了毒品。在陶家,陶姐最小,排行老三,却是家中唯一一个走出陆郎镇的人。陶姐在外发迹后,陶家的命运因此而改变。
  她在陆郎菜场旁买了一套两层的门面房,哥哥在一楼经营一间烟酒店,每年收入近十万元。她的父亲和母亲住在二楼,平常由哥嫂照顾。父亲是盲人,母亲是瘸子,右腿膝盖年轻时被冻伤,信仰基督教。每年,哥哥交给她五千元房租,她把这些钱算作老人的抚养费。她也出钱为她姐姐家盖房子和承包藕塘。陶家人爱钱,会经营,在镇上颇有些名声,这名声多半是陶姐带来的。
  兄妹三人中,只有陶姐的姐姐没有瞎。姐姐是全家的老大,小学没读完便辍学务农。和陶姐相比,姐姐样貌平常,老实本分,没那么精明,嫁给了一个酒后暴力的丈夫,性格中有农村妇女惯有的懦弱一面,姐妹俩唯一的共同点是都爱打麻将。
  2012年,姐姐去她那儿给她烧饭,打扫卫生,相当于保姆的角色,陶姐每个月给她一些钱。有几次,陶姐让姐姐替她送小包的冰毒到楼下交货。那年10月的一个下午,她的姐姐两次下楼交货,第一次是6克,第二次是0.4克,被人举报,警察逮捕了她,判刑一年零两个月。
  同时,警察在集庆门的家中搜出约65克的冰毒,陶姐作为主犯也被抓了,但和姐姐不同,她因眼部残疾而取保候审,没有被关押。这是她第二次贩毒被抓,第一次是在2011年,她被判刑两年六个月,缓刑三年。考虑到她是盲人,生活不能自理,被监外执行。
  眼疾似乎反而为她贩毒带来某种便利。在集庆门一带,陶姐的家几乎是个公开的毒品小卖部。她心存侥幸,认定自己是盲人,即便被抓也无法入狱。甚至外边传言,陶姐和警方有合作关系,是个线人。到后期,进货量越来越大,她不藏着,把货倒在大碗里,碗放在桌上,马仔像分面粉一样将冰毒称重分装,包装后的冰毒搁在卧室的柜子里。有马仔开始从她那儿拿货,再卖,变成她的下家,每卖一克冰毒她分给下家50元。除了冰毒,她发出去两百多万的高利贷,她也依靠冰毒让吸毒的人帮她要债。
  在陶姐的下家中,有一个人比较特别,是她的侄女陶佳佳,是她哥哥的女儿,长期住在陶姐家。每个月陶姐给她三千元,做一些跑腿的活。比如当她的眼睛,陪她打麻将,搀扶她下楼,帮她跑银行。后来,陶姐把集庆门的房子过户到陶佳佳名下,以她的名义抵押贷款120万元,用于放债。但这些琐事尚不构成犯罪,直到2013年初,陶佳佳怀孕,她开始参与毒品交易,帮陶姐发一些小包的冰毒,陶姐每个月给她五千元。
  陶家人中,陶佳佳某些方面和她的姑妈相似。比如头脑灵活,办事利落,个性争强好胜。她在南京读的大专,是学校里的学生会干部。有一年暑假,她在陆郎的赌场跟着桌上的人押输赢,一个暑假赚了3万元,她用这笔钱学姑妈放贷,每个月的利息是900元。她爱财,精打细算,贩毒之前,靠打零工存了10万元。另一方面,她又有小镇女孩传统的一面,比如不抽烟不泡吧,不乱交男朋友——她唯一的一次恋爱是和她的丈夫,他们是邻居,青梅竹马,相当于两个家庭的媒妁之言。婚后他们买了一套房子,欠了40万元的房贷。或许为了还清贷款,当她的姑妈告诉她“怀孕是铁保,警察抓住了也会放了的”,她便答应了。
  陶姐的姐姐也有个女儿,叫方雪,比陶佳佳小5岁,从小一起长大,姐妹俩感情深厚。从2009年开始,她们同住在陶姐家的另一间卧室。由于常常有人来吸毒,房子里烟雾很大,气味熏人,她们回来之后就直接进卧室。后来方雪交了一个男朋友,搬了出去。2013年年初,陶佳佳给她发短信,“方雪,我也开始卖货了。”“你怎么也开始卖货了?”“想赚钱啊,哈哈。”
  几个月之后的一天晚上,陶佳佳回到陆郎镇,和她的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坐在一起商量。陶佳佳说:“后面姑妈会把冰毒放在店里面,要是有人来拿的话,就卖给对方。因为我怀孕,爷爷眼睛看不见,姑妈讲即使警察抓到了,也处理不了我们的。”她也考虑到孕妇不能完全规避风险,生完孩子还是要坐牢,于是她对爷爷说:“冰毒由你来负责卖。”
  他们商量了一个明确的分工。如果陶佳佳在烟酒店,由她负责送货给买家;如果这个人是生人,她就把货交给她爷爷,让买家到店里来拿,由母亲负责数钱;如果交货时间在晚上,就叫父亲陪着爷爷和母亲送货,确保安全。如果他们被公安机关发现,就都推到爷爷身上,因为爷爷年纪大,眼睛也不好,公安机关不能把他怎么样。
  商量完之后,一家人觉得可行,但大家都没有说话。陶佳佳知道,等于默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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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过陶姐的人都觉得她有江湖大姐的风范,你要是表现得没听说过她,她会得意地告诉你:“我陶姐在集庆门很有名气。”她行事张扬,曾多次被带进派出所,她称有些是替人顶罪,因为她是盲人,犯事儿不会入狱,反而有助于她建立名声。之前,她因为赌博分别在2006年和2008年被警察抓过,只是罚些钱。2010年8月,她在家里开设赌场,被查封。12月,她再次在麻将档被抓,那次她不仅赌博,还吸了毒。
  在麻将档,陶姐认识了一个男人,名叫陆童。陆童1969年生,比她小8岁,中等个子。由于常年吸食毒品,他看上去黑而瘦,颧骨突出,目光有些涣散。他在南京三星河小学读到四年级辍学,后来一直在南京打零工。他们相识后确定男女关系,陆童成了陶姐的情人。
  陶姐一家都不喜欢陆童,觉得他在骗她的钱。2011年12月,在陶姐第一次因为贩毒被抓时,陆童也因为涉嫌贩毒被判刑一年零八个月,在常州监狱服刑。
  当时陶姐和陆童都有自己的家庭。对于她在台湾的丈夫来说,妻子出轨,是不忠。他们在2013年协议离婚,此后丈夫再也没有回过南京,如果有人问起他在大陆的妻子,他会恼怒地告诉对方,“都已经过去了,有什么好聊的。”陆童的妻子在江苏盱眙,他出狱以后,和老婆离婚,陆童分得6万元财产。
  和台湾丈夫分开之后,陶姐一部分经济来源被中断,但当她开始贩毒,买卖间巨大的价格差,使她保持了一如既往的大方、豪爽的做派——一盎司货买进来是3000元,卖出去就翻了倍。只是身份换了,她已经不是一个被丈夫娇养的太太,而成了贩卖冰毒的“陶姐”。
  唯一令她感到痛苦的,是她的眼睛。她很少下楼,哪怕离开自己的房间。每天活动的范围差不多从卧室走到厕所。睡醒之后,就吸点毒。要买些什么东西,比如衣服或者食物,一般是同住的侄女们帮忙买。她不需要太多衣服,通常是睡衣装扮。从前可不是这样,她穿黑色修身连衣裙,过膝长靴,像时髦的年轻女孩。没有人能够明白她的痛苦,她有很多朋友,却没有真正交心的。她请过一个保姆,以姐妹相称,后来保姆偷走她一盎司的冰毒。
  她唯一信任的大约只有陆童。但信任到什么程度?谁也弄不清。一开始,为了防止别人偷她的东西,虽每况愈下,她还装作自己能看见,只有陆童知道她眼睛的状况。2013年3月,陆童从常州坐牢回来,她叫马仔开车一起去接的他。第二天,她带他去金鹰商场买了金项链、衣服、皮包和手表,花了十几万。她还给陆童买了一台电脑,闲时可以玩游戏。她叫陆童“童童”。陆童负责照顾她的生活起居,给她按摩,剃脚皮,烧冰壶,也替她管一部分钱。陶姐在板桥新城有一套房子,户主是女儿叶美娜,那儿有一台双门保险柜。集庆路卖货的钱够十万了,陆童负责送过去。保险柜的钥匙由他保管,密码只有他知道。
  陆童出狱回来的那天,陶姐对他说:“我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你不要问我的任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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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姐被抓是2013年,但直到2016年6月才被法院公开。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外宣布了五起毒品案件,有13人被判死刑。中院的一位副庭长介绍了近几年南京毒品犯罪的案件的一些趋势,除了案件数量增长,最突出的是女性犯罪,尤其是一些妇女利用怀孕和哺乳期,以逃避责任——刑事诉讼法规定,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取保候审。2013年中院审理的女性毒贩有11人,2015年有25人。
  在那五起案件中,陶姐的案子有点特别,她是女性,也是盲人,且屡抓屡犯。这样的案件在全国看也很罕见。一个盲人为什么选择贩毒?即便被逮捕,无论对警方还是律师,陶姐从没吐露过真正的原因。
  我试图在南京寻找任何和陶姐有关系的人——她的家人,为她辩护的律师,还有向她购买毒品的马仔。孙爱国是她的一审辩护律师之一,他告诉我,他曾经代理过两起残疾人贩毒案件:一个是陶姐;另一个案子发生在2000年,毒枭是一个聋哑人,是南京的,跑到云南贩毒。那年,中国移动刚刚开通短信业务,打电话四毛钱一分钟,短信息一毛钱一条。那个聋哑人光凭发短消息指挥了整个贩毒网络,而且自制枪支。被捕后,聋哑人被判死缓,在云南服刑。“当时那人60多岁,现在快80岁了,减减刑可能已经出来了。”
  那些找陶姐购买毒品的马仔,已很难联系上,他们的手机号码已经更换,打过去不是空号就是关机。我只见到一个马仔,姓王,他一直在陶姐那儿拿货,因为拖欠毒资,他担心如果再从她那里拿,陶姐会把他的钱扣住不给货,转而从陶姐的下家手里拿货。在陶姐的案子里,他曾作为证人被警方询问。我在秦淮区一个老旧社区找到他,他母亲开了门,他正躺在门边的一个小房间里睡觉。我问他认识陶姐吗?他一脸茫然,“不记得了。”我又问了几个马仔的名字,他抬起手挠脑门,好像用力想却什么也想不起来,“对不起,我真的想不起来了。”看上去他不像在有意隐瞒,我突然意识到,毒品可能已经损坏了他的身体。
  直到我在集庆门见到方雪,陶姐的面目才变得清晰起来。方雪是个漂亮的年轻女孩,是陶家少有的没有涉毒的人。陶姐被抓以后,她搬回集庆门,睡陶姐之前睡的那间卧室。2014年,叶美娜从戒毒所出来,也住在这里。案件发生后的几个月,每晚夜里有人敲门——买货的顾客尚不知陶姐被捕。现在,陶姐和追随在她身边的人都消失了,像被抹去的灰尘。
  陶姐被抓的那年春节,方雪去陶姐家拜年。陶姐对她说:“等你妈妈出来我就收手了。”接着,陶姐说:“我想赚够一栋别墅的钱。”
  “也许她想和陆童在一起过无忧无虑的生活。”方雪说,“所以后来想干几单大的,也许后面会越做越大。我当时觉得派出所抓不了她,因为真的抓了那么多次。”
  我们坐在沙发上聊了一会,天黑了下来,方雪说:“待会美娜下班回来,你不要和她说话,不要提她妈妈刺激她。”
  叶美娜今年37岁。她回来时,我没有向她说明身份,只是和她打了个招呼。她穿一件红色的连衣裙,左臂上纹了一只青色的蜘蛛,头发用发箍束住,上面缀满了水钻,在灯光下闪烁。美娜吸毒比她的母亲早几年。年轻时,美娜皮肤白皙,漂亮,喜欢混迹酒吧。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她的生活也漂浮不定。她在北京待了几年,谈过一场恋爱后分手。回到南京,她和母亲身边的马仔交往过,两人经常打架,辱骂对方。一晚,他们再次起争执,俩人一起报警,互捅对方吸毒,美娜被关了进去。冰毒给美娜的神经系统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从戒毒所出来之后,她偶尔会有被害妄想症,喜欢自言自语。她犯病时会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边抛硬币一边说话。她现在是一家饭店的服务员,别人问起,她只是冷冷地说一句:“我的爸爸妈妈都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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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沿江分局在侦查另一起毒品案件时,发现陶姐一家贩毒的线索,并将此案移交至南京市公安局技术侦查队,开展秘密侦查。从2013年4月开始,陶光玉、陆童、以及陆郎镇陶佳佳一家的电话全部被监控。他们把收网行动定在5月14日,那天是陶姐收货的日子。
  那年4月,陶姐开始从广东大规模进货,货源是一个叫王晓刚的人,送货的马仔叫段平军。从深圳运到南京,行话叫“运猪肉”。4月底,段平军曾将2公斤的冰毒送到集庆门,陶姐支付他16万元。
  段平军是四川人,浓眉大眼,陶姐叫他“段段”。段平军曾因抢劫入狱7年,他帮王晓刚送货,每条货提成一万元。不久前,他在老家盖房子问别人借了十多万,向银行贷款了五万,他贩毒是为了还债。警方通过监听得知,5月14日,段平军将交给陶姐三条货,也就是三公斤冰毒。
  5月6日上午,陶姐似乎不太放心,打了一个电话给段平军:“一定要找块子大一点的,整点的。”
  “知道。”
  “你一定要打开就能闻到酸碱味,不要太油,带点亮光,不要太粉。”
  “最近紧得要死,现在还没联系。”
  晚上,陶姐再次打电话向段平军确认。段平军说:“我跑这边一趟像搞地下活动,这里很严的。我按你要求要大点,干爽,油性,带酸碱味。”
  “对,块子要大,整点,你拿个五条也可以,我销路快。”陶姐说。
  5月11日,段平军在高速路上拦了一辆从深圳到南京的大巴车,他没在车站买票,上车补的票,票价350元。冰毒用黑色塑料袋装着,白色颗粒状,颗粒有指甲盖那么大,每袋约一斤白糖的体积。他在袋子上面盖了一件衣服,用塑料袋扎好后放在大巴车下面的货仓里,他坐在靠近车门第三排的上铺位置。次日中午,他抵达南京,坐出租车到汉中门的如家宾馆登记入住。
  5月14日上午,段平军打电话给陶姐:“现在方便过来吗?”陶姐说:“方便。”他把三条冰毒装在一个怡宝矿泉水箱子里,打车直接到了集庆门。
  陆童给他开的门,陶姐在卧室的床上睡觉。屋子里还有一个叫野猪的人,野猪刚刚住进来,他头脑不好。1997年脑袋被人用铁棍打开花,治好后一直有后遗症压迫神经,尤其是下雨天特别痛。他知道陶姐贩毒,几天前南京下雨,他问陶姐要了点冰毒吸。段平军进屋的时候,他正在隔壁的房间睡觉,因此整个过程中他只见到了陆童和陶姐。
  段平军把货交给陶姐。陶姐看了货说,这批货不行。段平军说,这货我拿过来就是这样。陆童从其中的一包毒品中拿出一小部分,用冰壶点好交给陶姐吸了几口,陆童也吸了几口,段平军也吸了几口,这个过程相当于在验货。吸了大约一两分钟,陶姐一个袋子一个袋子拿起来,用手掂重量,说,其中一袋子少一点。段平军说,有一袋少了一百多克。过了十来分钟,陶姐叫陆童用胶带把毒品缠一下,陆童用胶带从塑料袋中间绕了两圈,只绕了两袋,还有一袋他偷懒没裹。陶姐让他从卧室的衣柜里面拿钱。钱是扎好的,四捆是五万扎在一起的,剩下的七万是一万一捆。段平军把钱装到了一个红色的布袋子里。
  过了一会儿,陶姐叫陆童把货送到板桥叶美娜名下的房子里。陶姐叫段平军提货,到了楼下再把货交给陆童,放在摩托车的踏板上。到了板桥,陆童打电话给陶姐,陶姐叫他把货放在厨房橱柜顶部的一个洞里,他找了半天才找到那个位置。
  段平军拿到钱之后,就把钱存进了住处附近的工商银行,数钱的时候发现27万少了900元,他打电话问陶姐,对方“哦”了一声就挂了。
  那天下午三点,一个叫姚俊刚的马仔找陶姐买毒品。进房间时,陶姐正在睡觉,陆童坐在床边。姚俊刚经常到这拿货,陶姐叫他“刚刚”。
  姚俊刚在一家水果店上班,2012年底,陶姐来店里买了很多水果,他帮她把水果送回家。此前,他听说过陶姐,也曾谋面,但一直没有机会和她搭上关系,后来他经常去她家玩,目的是为了免费吸毒。他第一次吸毒就在陶姐家,吸完后三天三夜没睡觉,吃不下饭,心跳加速,像生了一场大病。但到第二次,就没有那种感觉了,他感到非常舒服,毛孔像张开了,整个人通透极了。他在陶姐家吸了不下五次。在那儿,他见到许多和他一样的人。
  姚俊刚说:“陶姐,你就拿个四分之一给我吧。”陶姐点点头。陆童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长方形女式化妆包,从包里拿了一袋给他。他递给陆童1500元。陆童接过钱,没有数,把钱放进抽屉里。姚俊刚转身要走,他停了一会,说:“钱你要数一下哦。”
  然后姚俊刚打开门,警察冲了进来。
  现在已经很难知晓陶姐当时的心情,但姚俊刚应该非常害怕,他趁警察不注意,把随身携带的钥匙吞进肚子里——他听说如果肚子里有东西的话,看守所不收。大约一个小时后,他们全都被带走。
  当天下午五点多,陆郎镇上的烟酒店到了饭点。陶佳佳一家五人在一楼货架后面的餐厅吃饭。5月1日中午,陶姐和陆童来过一趟,给他们带了一黑塑料袋装的冰毒。陶姐对父亲说:“里面的东西有1500元一包的,有3000元一包的,有5000元一包的,有人来拿就发给他们,400元一克。”他们把冰毒放在一楼厨房餐厅靠墙的一个酒箱子里。按照先前说好的分成,陶姐按进价3000元一盎司,给陶佳佳提供货源,中间的差价归陶佳佳。但陆郎偏僻,生意不好做,两个星期过去了,只有七八个人来买。那天,他们吃饭的时候,警察突然闯进来,在酒盒子里搜出18袋毒品,约247克。
  段平军把钱存起来之后,交易完成,他放松了下来。当晚,他没急着离开,而是到夫子庙转了转,晚上八点多,他在凤凰西街一家面馆吃面,被抓住。
  九点多,沿江分局对板桥的房子进行搜查。他们搜出了陆童藏在厨房天花板柜子里的三公斤毒品,用胶带缠着,还没来得及分装。此外,还有两只电子秤,用来给毒品称重的。在客厅的保险柜里,他们搜到了70万元人民币,黄金项链,Gucci手表,印有毛主席、弥勒佛和山羊图案的玉佩,4张银行卡和若干印有袁世凯的头像的硬币,陶姐管这些硬币叫“袁大头”。
  陶姐接受审讯时,警察问她,公安机关已经决定批捕,还有什么想说的。她说:“我吸毒的时候,别人吸三口我才能吸到一口。我也看不见,我要钱干什么,生活都不能自理,有个人照顾让我活下去就行了。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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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姐被抓后,一开始,她以为还像以前一样,很快便能出来。因此,她第一次见律师朱跃东时,没有向他说明之前的犯罪记录,朱跃东也认为她是盲人,可以向公安机关提出取保候审。但请求很快遭到驳回。朱跃东说,“后来看毒品的数量我知道,肯定是个死。”
  2014年9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此案,判定陶光玉、陆童和陶佳佳向他人购买、贩卖冰毒,构成贩卖毒品罪。陆童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执行;陶佳佳属于从犯,判处有期徒刑15年;而陶光玉作为主犯,处以死刑。
  一审辩护之后,陶姐改换律师,提出上诉。孙爱国曾经建议她承认贩毒,依照“有罪罪轻”进行辩护,或许有改判死缓的可能。但这个建议被陶姐拒绝,她始终不松口自己贩毒,只承认非法持有毒品。2015年4月,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认为陶光玉在司法机关考虑她是盲人没有对她收监执行的情况下,仍继续从事毒品贩卖,贩卖数量大,社会危害性极大,且有吸毒、赌博等劣迹,主观恶性极深,属于罪行极其严重,依法不足以对她从轻处罚。
  据说,在高院的法庭上,陶姐做最后陈述时,她声泪俱下,说自己被人出卖,是被“活闹鬼”害死的。
  从2013年5月14日被抓,到2016年4月20日执行死刑,陶姐在南京市看守所度过了人生最后的三年。刚进看守所那会,她对警察说:“我是生活不能自理的人,不应该让我在看守所里,我伤痕累累。”
  终审判决之后,她终于明白再无生还的可能,非常绝望。在狱中,她口述,让狱友执笔,给家人留了一封遗书。在遗书中,她忏悔了对女儿的疏于照料,导致她吸毒精神分裂,她希望女儿一定要找脑科和心理医生咨询治疗,这是她“最后的心愿”,并把遗产全部留给了她。她也吩咐了自己后事:“我的器官全部捐献,骨灰洒向大海。”她怕地下寂寞,让家人一定要烧“几个纸人和一副麻将”,“有人陪伴我就不孤独了。”
  信是狱友出狱之后才交到陶家人手里的。拿到信的时候,陶姐已经死了。
  4月20日执行那天,她和家人见面。那是被抓之后他们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陶姐穿一件粉红色的睡衣,头发扎成马尾,由于断了毒品,她的气色反而看上去变得健康,恢复了红润。陶姐和她哥哥隔着铁栅栏,她知道自己将被执行死刑,哭得很厉害。即便隔得很近,他们却看不清对方。她突然又改了主意,说自己最痛恨的是上天没有给她一双好眼睛,她说,“只把眼角膜捐出去”。哥哥递给她一支烟,他们抽了一会。临走时,哥哥又丢给她一支烟,便离开了。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出现的方雪、叶美娜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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