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及视听资料在司法实践中的活性化，视听资料在效力认定上经历了一个从理论模糊，不易操作到解释较为明朗，较易操作的曲折发展过程。〔9〕

　　基于司法实践的需要及要求，1995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就私自录音的证据效力问题作出了《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取得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批复》，这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第一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批复中指出，“证据的取得必须合法，只有经过合法途径取得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以这种手段取得的录音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这一规定对于法院在司法实践中认定私自录音的证据效力时具有普遍的约束力。〔10〕 但从效果上来看，其标准对于民事证据而言过于严厉。在实际生活中，一方当事人同意另一方当事人(无论是默认还是其他方式)录制其在法庭上有可能不利于自己的谈话内容作为证据是比较罕见的。著名法学家耶林曾经说过“我们普通法所提供给权利人的救济通常是以完全不可能得到的证据为前提的。”根据此《批复》，审判人员即使确信证据内容的真实性也无法对权利人进行有效的保护。由此可见，民事诉讼中有关视听资料的规定瑕疵不符合司法实践的顺利开展，有待进行进一步的改进。

　　鉴于此，2002年4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又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为《规定》)，其中第68条、69条就视听资料有效证据的条件、证据能力等作出了较为具体的规定。第68条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这条较之于95年的《批复》，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我国司法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而第69条规定, 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该条被有的学者认为是补强证据规则。

　　在新的《规定》中，虽然并没有直接对《批复》加以否定，但实际上它已经突破了过去未经对方同意的录音、录象资料不能作为证据的限制，规定除“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外，都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

　　视听资料证据效力认定的发展虽然经历了一个从“须经对方当事人同意”到“合法手段取得，无疑点”的过程，但比较前后两个司法解释，不难发现存在着理论上的界定模糊。所以, 理论上的模糊和相悖，必然会给司法实践带来巨大的混乱。〔11〕

　　由此可见，新《规定》的启动应该说是我国民事诉讼工作中的一大飞跃，它将规范视听资料证据的使用，促进民事审判工作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