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为人母，本该享受人生新阶段的喜悦。然而，有些新妈妈却陷进了莫名的失落、悲伤，甚至绝望。

　　育儿负担、易怒脾气、激素变化……这些身心疲惫的新妈妈们，站在情绪的平衡木上质疑自己：“我是不是真的不配做一个母亲”？

“孩子的所有问题，均因我而起”

　　2017年1月31日，晶晶从产后的麻醉剂中苏醒，忍着腹部剧烈的疼痛，她焦急地等着看一眼自己期待已久的宝宝。

　　然而，这份期待很快被前所未有的悲伤吞噬。走出产房看到儿子的瞬间，晶晶崩溃了。

　　“右耳外耳道闭锁，耳廓缺失，天生小耳畸形”。这个在晶晶肚子里住了十个月的男婴，带着一只不完美的右耳闯入了她的人生，击溃了她初为人母满怀的骄傲和希望。

　　“因为孕期坐了飞机？还是因为家里养了猫？”种种疑问盘踞在她的心里，带给她种种自责与怀疑。

　　孩子出生后，晶晶彻夜难眠、不断哭泣、长时间的情绪低落让她整日都躺在床上，不想做任何事，甚至不愿多看一眼孩子。

　　终于，在宝宝出生5个月后，晶晶于2017年6月在北京回龙观医院确诊为产后中度抑郁。
何为产后抑郁？广东省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健康促进与管理委员会秘书长胡三红给出定义：产后抑郁属普通抑郁症的一种，只是发生的节点有所不同，两者均为情感性精神障碍疾病，常伴随焦虑发生。

　　在胡三红看来，晶晶表现出的自责与焦虑，就是典型的产后抑郁症状。“即便医生已无数次告诉我，这种疾病的形成机理尚不明晰，也否认了我所有猜测。但心里的罪孽感挥之不去。”

　　“我不配做你的母亲”

　　和晶晶不同，王灿的孩子从2018年11月出生至今一切正常。但作为一名29岁的北漂妈妈，她却对女儿充满愧疚。

　　“没有给孩子挣到北京户口，没能为她买一套房，没能给她最好的生活条件……”看着尚在襁褓中的女儿，王灿想到的只有十年甚至更远以后，她将面对的重重困难。
“我知道这都是莫名的担心，但我抑制不住去想。”纠结在负面情绪中，王灿开始害怕孩子：“她对我笑，我就自责自己不配做她的妈妈。她对我哭，我更觉得万劫不复。”

　　很快，情绪开始作用于王灿的行为。排斥喂奶，回避和孩子接触，甚至给女儿换尿布、穿衣服都是挑战，需要王灿深思熟虑后才能去做。做完以后，她又自责不已：“为什么我连这种小事都无法完成？”

　　2019年2月，带着内心的恐惧，她来到北京安贞医院精神科，确诊为产后重度抑郁。

　　对此，胡三红分析，类似王灿和晶晶这样持续的自罪感，正是产后抑郁的临床表现之一。此外，若产后4周还出现思维涣散、体重显著下降或增加、失眠或睡眠过度、甚至反复出现自杀的想法，且持续时长在2周以上，就基本能判定为产后抑郁。

“我不能带着孩子一起死”

　　确诊产后抑郁时，晶晶尚在哺乳期，无法即刻服药。带着病例单，她回到家中继续着同样的生活，但抑郁情绪却变得愈发严重。

　　“很多时候，我都想带着孩子一起从楼上跳下去。”晶晶回忆起自己给儿子喂奶的一幕：

　　看着儿子在怀里吃奶后偏着头睡去，残缺的右耳暴露在晶晶眼前。彼时一个人在卧室的她情绪突然失控，眼泪冲刷而下，望向窗外的那一刻，带着孩子一同结束生命的念头滚滚袭来。

　　对晶晶来说，儿子右耳缺陷成了无法解决的问题；而在王灿看来，不够富足的生活条件也是摆在两代人眼前无从下手的困局。

　　事实上，近来因母亲罹患产后抑郁，带着孩子走向极端的案例并不鲜见。2018年7月，广东东莞一名女子罹患产后抑郁跳河，幸被警方救回；9月，浙江金华一名38岁的妈妈带着自己的新生儿自杀跳楼……

这是一个不可小觑的数字。有调查数据显示，60%到80%的女性在孕期和产后会有不同程度的抑郁情绪，接近20%会发展为临床抑郁症。

　　胡三红的接诊情况也印证了这一结果。他介绍，平均每个月，他接诊的产后抑郁症患者就有50人左右。在他接诊的所有抑郁症患者中，产后抑郁人数达到了30%以上。

　　“孩子是无辜的，没道理陪我一起死。再说我死了，父母怎么办？”王灿解释她没有走向极端的原因。但遏制这个想法并不容易，为此，她甚至被送进医院接受电击治疗。

　　据王灿回忆，自己坐月子时，在带孩子的问题上与婆婆发生分歧。两人激烈争吵后，王灿开始扇自己耳光。被家人制止后，她又抱着孩子冲进阳台。丈夫见势难以控制，遂将她送进医院。

　　王灿被要求立刻住院，为了缓解情绪，医生对她施行了电击治疗：

　　“全身麻醉后，两根电线贴在太阳穴上，等我再醒来，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王灿说。电击治疗持续10分钟，麻醉后感觉不到疼，苏醒后脑袋眩晕，开心和悲伤的事都记不起来，但焦虑却能得到释放。

　　而这样的电击治疗，王灿在一周内做了4次。
“劝我想开点，就好比劝一个残疾人多运动”

　　在王灿看来，导致自己陷入产后抑郁泥潭的另一大因素，是丈夫的“丧偶式育儿”。

　　“下班回家打游戏，不会帮着做家务，带孩子也只会陪着玩。”王灿抱怨着丈夫对家庭的漠不关心。

　　她也曾试图与丈夫沟通，但得到的回答却是：“我又没有产假，你在家就多做点。”为此，王灿已记不清和丈夫发生过多少次争执：“半夜谁起床哄孩子，谁去给孩子换尿布，我们都能吵起来。”

　　但更让王灿寒心的，是当自己确诊产后抑郁后，丈夫乃至全家没人能给她一句安慰：“所有人都说我想多了，所有人都认为我是矫情。”

　　她仍然记得自己抱着孩子哭着喂奶时，正在一旁擦地的婆婆突然冲她吼到：“是我们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吗？你到底觉得你委屈什么？”
王灿也不明白自己在委屈什么，她不知道自己为何出现产后抑郁。

　　“目前科学上对产后抑郁的成因并没有结论，但其中一项影响因素是产妇生产后，由于孕激素、雌激素等分泌指标下降，这很容易导致产妇走向抑郁。”胡三红说，大众应该理解产后抑郁是一种疾病，不是常人理解的不开心，意志力薄弱。

　　而在晶晶看来，即便家人都接受了自己的产后抑郁，“但接受不代表理解”。晶晶说，包括丈夫在内，家人会故意对这个病避而不谈，但却并不知道应该怎样去照顾一个得病的妈妈。

　　“你不要想太多了、你要坚强……”这样正常人看来的好心鼓励，在晶晶看来，却成了一种责备和不解：“你劝我想开点，就好比劝一个残疾人多运动。”

　　胡三红表示，作为家人，首先要做的就是正视这个疾病，鼓励他们积极就医，有必要应陪同其接受心理治疗。在生活上应帮助新妈妈缓解带孩子的压力，杜绝“丧偶式育儿”，让新妈妈感觉自己有依靠，被关心。

　　“我不需要无时无刻的陪伴，我也不用你给我鸡汤鼓励。如果可以，在我睡不着的时候陪我说话，在我流泪的时候给我纸巾，让我感到被需要和关爱，这就够了。”王灿说。(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晶晶、王灿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