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了，看到学校换上了新的窗户，墙壁也粉刷一新，真开心。可是走近了却看到大大的‘拆’字。如果学校拆了，我们去哪儿上学呢？我们不想离开教室，我们想上学……”

　　“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没有电的环境下刻苦学习着。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给我们停水停电，是因为我们是外地的孩子吗？但我们同样是祖国的花朵，为什么就不能拥有一个光明的教室？……现在天越来越冷了，外面天黑得也越来越早了，我不知道我们还要在黑暗中等多久……”

　　北京红星打工子弟学校小学生在日记中写下了他们的愿望——能够坐在光明的教室里学习——但现在学校能否存在下去都是个未知数。由于所在地村委会不再同意出租土地，并以断水断电相威胁，红星学校面临被强拆的危险。

　　从今年开始，我国全面实行义务教育免费，同时政府明确提出要切实解决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问题。然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上学问题依旧不容乐观。

　　停水停电就因为我们是外地的孩子吗？

　　走进红星学校，正是下课时间，孩子们在教室外玩耍嬉戏，玩沙包、跳皮筋。墙上用白漆写的一个“拆”字显得很刺眼，但孩子们似乎已经熟视无睹了。

　　“咻——”一阵哨子声响起，该上课了，孩子们又得回到昏暗的教室里。自从停水停电以来，红星学校只能以哨子代替铃声，孩子们喜欢的电脑课和音乐课再也无法上，甚至连课间操也不能做了。

　　红星打工子弟学校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东升乡小营大队潘庄村北，成立于1999年，现有学生1426名，教职工56名。由于师资水平高，收费又低，很多外来务工人员都愿意把孩子送到这里。

　　今年8月，红星学校所在的村委会突然要收回土地，这让红星学校一下子面临停办的危险。

　　据校长谢振清介绍，学校校舍及土地是她从北京商人庞春来处租来，庞春来此前从小营村委会租的此地。1999年，谢振清和庞春来签订合同，一年租金22.5万元，合同签订到2008年。2006年，在原合同未到期的情况下，因为村里划了一片地并拆除了部分校舍，她和庞春来再次签订合同，从2006年至2011年，租金不变。

　　据称，在庞春来与村委会的合同上，约定租地至2012年12月31日期满。但村委会不承认有这份合同，认为租期已到，而且庞春来在转租过程中擅自将合同中规划的商业区改做学校，村里有权收回土地。双方矛盾愈演愈烈，后来村委会派人进校在墙上写了“拆”字，并从8月25日开始停了水电。

　　“我们是提前付过房租的，如果突然收回，这1400多个孩子怎么办呀？”谢振清说。学校和小营村委会反复沟通，希望协商解决，不要影响孩子们上课，却未果。

　　红星学校的条件本来就很简陋，教室是两排水泥平房，每间教室只有一扇窗，阴天时根本看不清黑板。“停了电，这1400多个孩子都要戴上小眼镜了。”谢振清苦笑着说。

　　红星学校只好向海淀区教委求援。但实际上，红星学校一直没有取得办学资格，“谁不想有个名分，可办不下来，就这么悬着。”谢振清说，主要是办学条件达不到标准，比如没有200米的跑道，但这对于红星学校这样的民办学校来说太难了，这意味着要提高收费标准，“农民工哪有那么多钱啊。”

　　谢振清为记者算了一笔账：现在红星学校有小学一年级到初三共1400多名学生，低年级学生比例较大，小学生每学期学费400元，中学生600元，书费单收。56位老师平均月工资在1000元上下，每月支出6万元，一学期总共30万元。房租、水电及桌椅设备维修费每学期又需支出16万元，学校收入的50余万元学费所剩无几。“说实在的，学校连换个水龙头，都要老师跑批发市场买最便宜的。有的学生家里经济困难，我们就不收学费。今年我们一分钱没收的就有十几个孩子，减去一、两百元学费的有50多人。学校也很艰难啊。”

　　公立学校的餐费农民工就付不起

　　北京市海淀区教委社会教育科科长朱建新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红星学校目前办学标准不规范，应让孩子尽量转到公办学校就读。

　　谢振清告诉记者，这些孩子都是公办学校上不成才来到红星学校的。她说，家长们肯定是先去找公办学校，但周边许多公办学校都表示招生名额已满，暂不招收户口不在本地区的学生。而且，农民工子女去公办学校难免会遭到歧视，很多学生就是因为在公办学校受歧视才转到这里的。

　　但朱建新认为，公办学校完全有能力接纳大部分农民工子女，海淀区政府多次下发文件，要求公办学校做好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接收工作，政府近年投入2100万元对接受打工子弟学生的公办学校进行扩建，添置桌椅。“我们希望每个孩子都尽可能的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实际上公办学校的门槛并不高。至于歧视问题，实际上没那么严重，有时候是民办学校为招到学生对家长的一种误导。”

　　而谢振清等民办学校的校长却坚持认为，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存在仍有其合理性，有些是公办学校无法做到的。比如公立学校通常都是早晨8时入校，下午4时放学，但农民工一般很难准点接送孩子，红星学校则可以根据农民工家庭的现实，灵活调整接送时间。另外，即使公立学校放低门槛，但现实仍有许多障碍。比如要求家长提供工作证、家乡无监护人员证明等。“卖菜、捡垃圾的哪来的工作证啊，开证明也很难，专门为此回去一趟，而且就算家里有爷爷奶奶，孩子终归是跟着父母好啊！”谢振清说。

　　谢振清还告诉记者，就算取消借读费，公立学校的开支还有很多，比如中午6元钱的午餐，“这是农民工一家人吃一天的钱啊”。还有学校举办的各种活动、兴趣班等，“孩子们参加吧，肯定需要钱；不参加吧，看到别的孩子都去了，心里肯定不好受”。她认为歧视有时候是无形的，却很难避免。

　　一边是得不到教委承认，一边是大量农民工孩子等着上学，农民工子弟学校就生活在这个尴尬的夹缝中。

　　但政府则更多地从安全和责任角度考虑问题。朱建新告诉记者，根据2008年6月的统计，目前海淀区义务教育阶段就读的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共5万多人，其中82％在公办学校上学，近3％在已经审批的民办学校，还有15％在未经审批的民办学校。这些未审批的学校办学条件非常差，存在很多安全隐患，如乱拉电线，食堂没有卫生许可证等，“一旦出事，后果非常严重”。北京市政府已决定在2011年彻底清除这些未经批准设立的民办学校，尽量让孩子们进入公办学校就读。目前，区政府已经与各街乡政府签订协议书，不得出租房屋给没有办学资格的单位，严格控制新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