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成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挂着“VCT咨询室”绿招牌的104室外，一名戴着眼镜的黑衣男子来回踱步。“轮到我了吗？”该男子焦急地欲推门而入。“别急，咨询都是一对一的。”该中心的黄蓉娜指着“请等待”红牌子，好脾气地解释着。

　　“怀疑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的人往往感到孤独、无助，甚至在开始有轻生念头……成都市推行VCT（即免费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服务）6年来，至少已为数万市民提供了身心慰藉。”该中心性病与艾滋病防治科主管医师何勤英说。

　　据介绍，到2007年底，全国估计约有70万HIV/AIDS患者；其中艾滋病人8.5万，当年新发感染者5万人，当年因艾滋病死亡2万人。

　　医生讲述

　　“一夜情”染病研究生想轻生

　　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已12年的何勤英说，省外某大学的研究生肖强（化名）至今还与她保持着单向联系，他在感染艾滋病后，数度想要轻生。

　　今年10月，何勤英接到一个电话，有一名女子哽咽着告诉她，一月前，其正在读研究生的弟弟回到四川老家，声称自己染上了艾滋病，要寻死觅活。“我弟弟是个乖娃娃，一定是医院搞错了。”该女子语无伦次，有些不能自抑。何勤英边安慰边劝她带弟弟来进行VCT咨询检测。

　　第二天，姐弟俩如约而来，何勤英将肖强领进了104室。当大门关上后，肖强表情开始舒缓。他说，自己已定好了“死亡计划”，准备在3天后实行。“我已经绝望了。”肖强眼神空洞，平静地讲述着：感染艾滋病极可能因为与网友发生的“一夜情”，“与网友见面那天，我喝醉了。”“一夜放纵”后，他开始感觉到了异样，当地疾控部门检查证实，其HIV为阳性。受不了如此打击，他从学校跌跌撞撞地返回老家，一个月都足不出户，想过无数种自杀方式，后来，在父母的追问下，他才道出了原委。

　　何勤英为肖强重新做了HIV检测，结果仍是阳性，但肖强的自杀倾向却在一次次心理倾诉中逐渐消退。“我让他做T型法，比较感染艾滋后究竟对他生活有何影响……学习、生活、工作，他没找不到轻生的理由。”何勤英说，艾滋病感染者其实和糖尿病、高血压这类慢性病感染者那样，只要用药物控制，在8到10年的潜伏期内，可以照常生活。“或许10年内，艾滋病将有特效药呢！”

　　何勤英笑着说，VCT检测前后的心理咨询正为越来越多的艾滋病感染者卸除心理包袱，“它比空洞的呼吁显得实在得多。”在何勤英和同事们的努力下，肖强最终重新回到了学校，“他的人生梦想有了一点改变，但前进的希望还在。”

　　心理干预

　　遵循四大原则不作道德评价

　　肖强并不是第一个被何勤英从死亡线上劝回来的人。“成都推行VCT咨询检测6年多来，至少为好几万人服务过。”衣着得体的何勤英嗓音轻柔温暖，据成都市前10个月的数据推算，今年到成都22个VCT服务点咨询的市民“可能首次接近或突破1万人”。

　　昨日正好是成都疾控中心每月一次的“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服务日”，该中心性病与艾滋病防治科办公室不断被问询者敲开，36岁的何勤英化着淡妆，坐在座位上工作着。“请问艾滋病咨询在哪儿？”“104室。”何勤英没有抬头，声音很温暖。直到那个迟疑了好久才敢进门的男子离去，她才抬头告诉记者：“他们敢来咨询已鼓足了相当大的勇气，但这种勇气就像吹胀的气球，一个好奇或打量的眼神就可能将它戳破。”

　　在何勤英看来，心理干预至少要遵循4大原则：严格保密，“哪怕夫妻间都不能透露对方的隐私。”自愿检测，平常对待与不作道德评价。

　　前不久，曾有一对夫妻前来做VCT咨询，在分别检测后，妻子和HIV阳性的丈夫被一前一后叫进了咨询室。“我们告知丈夫他有义务告诉妻子其病情，并让他签了知情书。”在何勤英印象中，那位蒙在鼓里的妻子回到老家后，还打来电话试图询问其丈夫病情。“按照相关法律，任何医生都不能向第三人透露求询者的病况。但在法律之外，我们希望夫妻间都多些坦白和宽容。”

　　除提供咨询外，何勤英和同事还坚持为那些打算进行HIV检测的人提供心理及情感支持。包括帮他们做是否进行检测的决定以及在检测后促使其作出行为改变的决定，“这能让感染者争取在早期就得到应该得到的治疗与照料，有利于个人延缓发病，提高生活质量，也有利于家庭和社会。”

　　心理干预的成功案例让患者对疾控中心工作人员的信赖感日益加强。何勤英高兴地看到，愿意主动配合的求询者比例已由30%-40%上升到现在的80%-90%。